外语院校发展参考(第4期)-教育发展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刊首寄语

2012，敢问路在何方？

吴妍

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2012年。这一年如期而至，玛雅人的预言在让灾难片导演狠狠捞了几把之后，人们开始警觉，太平盛世已渐行渐远。中国云南大旱，澳大利亚却暴雨成灾，日本首相已站出来公然承认被核安全神话蒙蔽，中国证券界头牌还在力保核电股版块的政策倾向。这世界不缺乏大刀阔斧的改革派，普京在自身地位受到挑战之时，还勇敢地挥动大刀砍掉大批不合格大学。国内的渐进式改革，此起彼伏。山东省提出口号，4年内将实现免试入大学的宽进严出模式，大快人心。教育部宣称，年内将按选拨“校长”的标准去完善50所部属高校换届工作，弦外之音已承认过去选拨标准的不妥。连经济学家也来凑热闹：中国大学生就业难不是高校的错，国家产业结构不调整，教育界怎么改革都是瞎掰！

秩序往往存在于乱象背后。我们无从左右宏观经济规划或区域政策调整不等于我们就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大学完全可以在学术与政府之间巧妙迂回，北美和欧洲大学对社会捐赠基金的依赖远远高过政府投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市场说了算。并且，市场和政府都愿意保障毕业生对母校源源不断的回赠行为。现代大学的生存和发展，与现代企业的运营模式关系紧密。至少，我们能在美国大学校友捐赠长盛不衰的组织要素考察中清晰地看到，大学更需要以情感为核心的组织文化和功能健全的制度保障，大学发展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

既然是系统工程，咱就不指望能有牵一发动全身的灵丹妙药。下一步，不仅要心存志向高瞻远瞩，也需脚踏实地勤勤恳恳。规划发展断不能洞察世事，但兄弟院校的办学经验或友邦高校的熠熠星光，诚为2012的脚步方向。

名家名言

在你拥有的东西中，有用的东西带来收益，自由的东西用以享受。所谓收益，我指的是能获得收入；所谓享受，则指除了使用之外，不会带来任何结果。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西塞罗在列数各种各样的智力超群的人时提出，为知识本身而追求知识，知识是除生理需求之外，我们应追求的首要目标。自由知识本来就是为了引起我们思索，自由知识立足于自己的要求，不受后果支配，不期望补充，不受目的的影响，也不会被任何技艺所同化。

——约翰·纽曼《大学的理想》

旧社会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转益多师是吾师”，学术上独尊一家，其余的都一棍子打死，那就太简单化了。人类的文化也是这样，什么都绝对化、纯粹化总是很危险的。

——何兆武《上学记》

外语要不要学？要。问题是控制外语考试。掌握外语工具是为了什么？靠外语和“世界”接轨？与“世界”先进文化“交流”？对人文学科来说，纯属神话。外语考试在应试文化中早已形成残酷的“汰优”制度，其最严重的恶果，即导致大学生中文水准大幅度退化。今日大学生的中文表达、中文思维惊人地混乱低下，更谈不上中文修养——“文革”的深刻断层，在三十年幼儿园、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教育中，得到全面的、无一例外的报应。

——陈丹青《退步集》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中心任务，实际是要把我们从民国以来就断裂的文化传统重新做现代整理，并以此逐渐形成我们大学的“核心课程”传统。如果中国要在21世纪成为一个真正的“文明大国”，那么能否建立起质量可与美国大学相比的通识教育体系，是最基本的衡量标准。因为这涉及到今后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中国的干部、教师、商人、律师等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文化底蕴和人文修养。

——甘阳《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

教育快讯

50所高校今年将完成党委及行政换届

2月24日，教育部表示，今年要完成50所高校党委、行政换届工作。开展直属高校校长公开选拔改革试点，完善大学校长选任办法。

今年将派直属高校总会计师

教育部人事司日前发布了今年工作要点，要选配强领导班子，其中提出，用改革的办法选准选好书记校长，优化领导班子结构，并要推进直属高校副职和纪委书记交流任职。

今年年初，教育部决定在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试点公开选拔校长，教育部人事司称，今年要完善大学校长选任办法。1949年以来，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通常由上级部门决定。教育部人事司同时称，还要深入推进公开选拔和委派直属高校总会计师工作。

高校将建领导收入激励机制

此前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表示，今后校长要专业化、职业化、去行政化。孙霄兵强调，专业化不是行政化，不是按照官员的标准来选校长，而是按照校长的标准来选。但他也强调，目前虽然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校长实行公开选拔，但这属在更大范围里选择哪个人为校长的问题，而选择的过程仍要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进行。

根据教育部人事司计划，今年要研究出台直属高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探索建立与工作业绩挂钩的直属高校主要领导收入分配激励机制

（《新京报》2012-2-24）

26部属高校拟出台章程大学去行政化融冰维艰

就像一个悖论：一个旨在保障师生权益的章程，其制定过程却没能让师生广泛参与。要让章程发挥作用，关键是得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而所有法律都是用出来的

2月14日情人节当天，命运跌宕起伏的南方科技大学迎来了两个甜蜜的好消息。一个是包括4名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在内的5位世界级学术权威应邀组成了学校首届顾问委员会；另外一个则是校长朱清时说，早已多易其稿的《南方科技大学章程》正式稿终于上报教育部，南科大期望就在本月迎来教育部的评审团。

今年1月初，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在推介刚刚施行的《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下称“办法”)时说，高校章程就像是大学的“宪法”或者“宪章”，这句话在《办法》中则更为严谨地表述为“章程是高等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实施管理和履行公共职能的基本准则”。

《办法》施行的同时，教育部指定了26所部属高校作为试点，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名校，并且试点范围各有侧重，比如清华大学要试点岗位分类管理制等，黑龙江大学探索建立高校总会计师制，湖南大学则试点改革学科建设绩效评估方式等等。

在这个名单之外，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方高校正在自行制定章程，如果说大学章程真的能有“宪法”般的尊严，那中国高校正在迎来它们的“立宪时刻”。

“闷声鼓捣”：高校章程知者寥寥

章程对高校到底有什么用？现在似乎还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吉林大学2005年就有了自己的章程，但是几天之前，《中国新闻周刊》向吉林大学的一位辅导员询问章程的施行情况时，她还是在查看了学校官网的首页后才知道有“章程”这么回事，而且无论怎么回忆，她也想不起来，到底学校哪些时候使用了这部章程，“吉大是好几个高校并起来的，好像我们更多使用的，还是之前各个学校自己的规章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也是目前少数拥有章程的高校之一。该校副校长马怀德回忆说，2006年启动制定章程时有两个考虑，一个是《高等教育法》有明确的规定；另外一个当时提出了“学术立校”的口号，政法大学又是以法科为主的专业院校，那么是不是应该率先把校内的法律做起来？马怀德自己就担任了章程起草专家委员会的组长，同时邀请的起草专家主要来自行政法、宪法和民法领域。

“那个时候教育界还没有提到高校章程要解决去行政化的问题，各种研讨会中大家主要的期望就是这部章程能够约束和规范学校的管理活动，特别是学校内部的公权力。”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马怀德说，章程的制定走了一个这样的程序：校长办公会议通过，教代会表决，最后由党委批准。虽然理论上来说政府是所有公立大学的股东，但是当时法大章程的制定，既没有申报，事后也没有经过教育部的批准。这种完全自主的模式不可能再重现，根据《办法》的规定，“地方政府举办的高等学校的章程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核准，其中本科以上高等学校的章程核准后，应当报教育部备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的章程由教育部核准”。

马怀德强调教代会表决之时有上百人参加，以证明当年法大章程的制定充分经过了民主程序，但是《中国新闻周刊》随机抽取了七八位当时在校中国政法大学的师生进行询问，均没有参与到制定过程中去。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说，这似乎就像一个悖论：一个旨在保障师生权益的章程，却在制定过程当中没能保障到师生的权益。北京大学也是试点高校之一，湛中乐则是国内法学界公认的研究大学自治权的重要专家，但是他也对北大章程的进展一无所知，“如果你去北大抽样调查，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章程制定本身应该就应该是一个体现师生个体尊严的过程，从法律关系上来讲更是一个契约形成的过程，但是现在可能还是处在闷声鼓捣鼓捣就完了的阶段。”

同样有类似感慨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劳凯声，他是《教育法》的起草专家之一，但是同样对自己学校的章程制定情况感到茫然，因为既没有人询问他作为教育专家的意见，也没有人关心他作为普通教师的感受。

上海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大概是《中国新闻周刊》接触到对于这个问题最为悲观的专家。他认为在现有的框架下，章程根本不能解决高校被行政权控制的问题，以核心的人事权为例，虽然《办法》明确“章程应规定，学校负责人的产生与任命机制”。

但是教育部又解释说对于校长和书记的任命将另有规范，在中层干部选拔程序方面，连孙霄兵也曾经坦承：虽然高校章程是否写入要看各个学校的意见，但是他“个人估计在章程中予以明确的会比较少”。

熊丙奇说，在行政化的操作之下，大学里出现了很多概念，可能会让大学的处境比没有这些概念之前更加困难，“我们可以说，现在已经有学术委员会，有理事会，以前我可能是行政发文，但是现在是通过大学理事会的决策，这样不过是在一个正确的名义之下实质上体现行政意志。”

马怀德不同意这个观点，“有一定比没有好”，他说，作为权利意识很强的法学专业人员，现在法大已经有老师被调离岗位或者被处理，就会要求学校必须按照章程的要求走完所有程序，不能校长或者院长一句话说了算；再比如以前各个院系进人，都是院长和教研室所决定，但是现在有了教授委员会，就必须得教授委员会讨论通过。

“要让章程发挥作用，关键是得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所有法律都是用出来的，”马怀德说。

左右为难：“融冰”尚缺契机

截至目前，26所试点高校尚未公布一个明确的章程出台时间表。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据他了解，其实各高校的进展都不是太理想，因为“在一个大环境其实没有太大改变的情况下，不管哪个部门和学校都会处于左右为难的状态，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被动的，冰块的融化还缺乏真正的契机，这是哪个校长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大家其实都还在观望，都想看看别人走到了哪一步”。

也有熟悉北京大学情况的人告诉记者，其实北大章程的文本前年就已经大致形成，但是当年公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所以“北大就缩回来了，暂时没有公布，想看看跟大方向是不是都契合”。

复旦大学的章程制定过程相对公开高调，自称为“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的校长杨玉良曾经担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他自己总结的十六字治校方针是“学术为魂，育人为本，依法治校，民主决策”，后面八个字尤其依赖于章程的制定。

但是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复旦大学发展规划处老师称，现在该校其实还没有一个成形的文本，因为“从复旦的风格来说，我们希望的是首先有一系列真正的制度改革，然后从这些改革成果中判定哪些可以写入章程。也就是说，制定章程的过程也得是章程精神的体现，否则写一个空洞的文本没有意义。校长也一直跟我们说，不要着急，慢慢来”。

去年7月，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换届，对学术委员会的章程进行了修订，实际上所有校领导都已经退出了学术委员会，实现了他们之前公布的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进行有效隔离的设想，“这样的成果，以后就有可能就以制度的方式固定在章程里”。

国外高校的章程大都同时解决政府和高校的关系和高校内部的关系两个层面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轮高校的“立宪运动”被这么多人在去行政化方面寄予厚望的原因，但是这位老师坦言，复旦的章程制定并没有奢望达到前一个目标，“这是任何一所高校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政府和大学的关系应当是什么样的模式，各个国家都不一样，有些是强控制，有些是弱控制，目前我们还是强控制的阶段，这是一种现实，大学很难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去跟政府部门进行单独谈判”。

他举例说，《高等教育法》规定中国高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是最高决策机构，“那我们所有的改革，都只能在这个大前提的基础上来做”。

（《中国新闻网》2012-2-24）

山东拟4年内免试上大学宽进严出模式

24日，山东省教育厅公布了《山东省教育事业“十二五”规划》，针对大校大班情况，规划提出新建高中不得超过50个班；为促进高校人才培养与高中教育相衔接，推动大学教师参与中小学教学；制定、完善社会捐赠教育的激励政策，支持公办学校依法设立社会基金，接受社会捐赠。

规划还提出到2015年，普通高中班要求控制在50人以下，每个乡镇将拥有1所中心幼儿园。山东省还将探索高考学生注册入学办法，学生有望免试上大学。

“十二五”期间，山东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重点之一是，扩大高校考试招生自主权，构建充分体现素质教育理念，适应高等教育需求和基础教育发展的多种考试方式和多元录取模式相结合的考试招生录取体系。

在考试模式上，从2012年春季高考和夏季高考并行开始，将逐步推行本科与专科(高职)入学分类考试。其中，普通本科入学考试继续执行全国招生政策，统一组织考试，结合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高等职业教育单独组织考试录取。

同时，山东省将建立择优录取、自主录取、推荐录取、破格录取、定向录取的规范程序。据分析，这将打破传统的高考“一考定终身、以考定终身”的模式，建立有利于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

尤其是，将探索高考学生注册入学办法，选择条件成熟的高校实施免试注册入学、宽进严出的招生培养模式。

另外，山东省还将改进普通高中学校考试招生方式，普通高中录取要以学生初中学业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为重要依据，按照学生的学业考试成绩，基础性发展目标评价等级录取学生，继续推行普通高中将招生指标分配到初中学校制度。

普通高中每班人数不得超50人

山东省实施规范学校办学行为至今，教育政绩观被认为是最大的体制障碍。规划提出，将建立规范办学行为长效监管机制。

规划提出，普通高中规范办学情况将与其高校自主招生推荐资格、省级优秀学生推荐资格相结合。针对目前高中大校、大班额影响选课走班效果、违背教育规律，以及学生人数连年下降的实际情况，规划提出，新建高中不得超过50个班，到2015年，普通高中班额控制到50人以下。

“十二五”期间，山东省将对违规办学进行挂牌督办，投诉信息定期向社会发布，推动各地及时调查处理反馈，接受社会监督。

推动大学教师参与中小学教学

在人才培养体制方面，山东拟在“十二五”期间加强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沟通衔接。如何使高校人才培养与高中教育相衔接？山东省提出，在大中小学之间的衔接方面，将探索研究教学内容的衔接，更新教学内容，推动大学教师参与中小学教学活动。

另外，为推进职业教育，打造成才的“立交桥”，还将探索高中阶段多样化特色发展，支持普通高中根据需要适当增加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为学生学习提供多元选择的机会。

同时，完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体系，鼓励个性化、多样化人才的涌现。具体措施包括：对成绩优异的学生跳级、转学、提前毕业、选修高学段课程、转换专业等给予支持；为具有特殊禀赋和潜能的学生制定个性化的指导方案，提供培养条件；支持高中与高等学校在优异人才培养方面进行合作。

支持公办学校设基金接受捐赠

“十二五”期间，山东将在教育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大胆探索，推进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

山东省将积极鼓励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通过委托管理、合作办学等方式参与举办现有公办学校。制定、完善社会捐赠教育的激励政策，支持公办学校依法设立社会基金，接受社会捐赠。

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选择部分薄弱学校进行改革试验，在不改变公办学校产权性质的前提下，引入民办学校的运行机制，实行学校所有权与办学权相分离，把办学权交给承办者，学校收费和人员管理参照民办学校有关政策执行。

（中国新闻网 2012-2-26）

郎咸平：中国大学生就业难该引发什么思考？

国际产业链战争和大学生就业有什么关系?我想大多数人答不上来。那么，我告诉所有读者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在大学扩招这么多大学生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想的呢?当初我们国家大学生的比例严重低于欧美，所以我们就误以为，培养更多的大学生之后，我们的经济会更好更快地发展。我们哪里想过这个问题：美国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大学生?而中国培育出这么多优秀大学生为什么失业?难道是我们学生的能力水平不够?难道是我们的同学不够用功?难道是我们同学专业不对口?

我刚才讲的几句话都是媒体所给出的解释。这些解释都是错误的。事实上，既不是我们中国学生不用功，也不是我们专业不对口。我在美国不少的顶尖大学执教过，也在世界其他地方教过不少课，我教了这么多的学校，从来没见过哪个学校是专业对口的。既然美国的大学生专业不对口，我们中国的大学生专业不对口有什么错呢?

再想想，本科教育的特点是什么，本科教育的特点就是专业不对口。为什么呢，因为本科阶段是通才教育而不是专科教育。什么叫通才教育?也就是说美国大学生和我们大学生一样，要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哲学……这些学问跟就业的关系都不大，这就是通才教育的本质。

请读者继续思考，产业链跟我们大学生就业难有什么关系?两者之间有着重大而直接的关系。在整条产业链“6+1”的模式里，“1”是什么?“1”是制造，是血淋淋的制造业；还有“6”，“6”就是从产品设计到终端零售这6大软环节，在“6+1”的模式中，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6”而不是“1”。举个例子来讲，在工厂里，从董事长到大门口的保安，可能不需要一个大学生。为什么?因为生产制造环节没有必要雇用大学生。那么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产业链里面6大软环节，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订单处理、物流运输、批发经营、终端零售。

那么，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我们是一个以“1”为主而不是一个以“6”为主的产业结构。这个产业结构本身造成了大学生的失业问题。我国的产业现状不足以支持这么高的大学生比例，这就是大学生找工作难的原因。那么为什么美国需要这么多的大学生呢？因为美国所掌握的就是产业链里面最有价值的6个环节。它要通过大学生的通才教育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这一点是我们一直忽略的，我们甚至不理解国际产业的分工当中我们国家是处于何种的劣势地位。

（网大教育2012-2-29）

外语院校发展动态

高等外语院校国际化外语人才培养的若干思考

曹德明

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涵盖了人才培养的理念、过程、体制、机制等各个方面。在我们原有人才培养模式已基本成熟、人才培养体系已基本完善、人才培养层次已比较完备的情况下,高等外语院校要想实现培养能胜任国际竞争的高素质外语人才这一目标,人才培养过程中各个重要环节的改革无疑是一个关键。

一、明确定位:即在人才培养定位上,充分与国际接轨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相比,我国教育在人才培养的观念上的差距,比物质层面上的差距更大。1998年10月,美国大学率先倡导的“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入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宣言。以哈佛为例,其近年进行的教改有四大目标:(1)培养全球性的公民;(2)发展学生适应变化的能力;(3)使学生理解生活的道德面向;(4)让学生意识到他们既是文化传统的产品,又是创造这一传统的参与者。近年来,国内许多高中名校“尖子生”放弃高考,赴海外留学人数激增,留学时段前移,生源争夺的“全球化”日益激烈。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弃考”现象,其原因不外乎是在国外一流大学学习,可以接受更先进的知识体系和创新理念,学习更先进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态度,能让他们在未来就业中更具优势。这充分证明人才培养观念的转变已时不我待,外语院校培养的国际化人才,至少应包含以下几个特质:

(1)有全球视野、国际观念,了解当今时代问题、世界发展历史与趋势;

(2)有民族情怀,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中国现实国情,有报效祖国的社会责任感;

(3)有创新精神和思辨能力,善于学习,适应变化,充分胜任竞争;

(4)有参与国际事务、国际经营活动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与能力;

(5)至少精通两门外语,听、说、读、写、译本领过硬;

(6)有跨文化沟通能力,能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

各外语院校理应以此为前提,在各自办学特色和传统优势的基础上,确立各自的人才培养目标。上外就是以此为出发点,确立了具有上外特色的国际型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培养高端国际型特色人才。上外着力培养的高端国际型特色人才,是指“具有全球视野、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外语特长,并能够畅达进行跨文化沟通的高端人才”。

二、改革教学内容:在课程设置上,更加接近国际化需求

国外大学的本科教育多是“两年通识教育+两年专业教育”的模式,国内有些高校近年来也已经开始探索“书院制”,实行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国外一流大学开设的课程面广量多,学生选择的余地很大。例如斯坦福大学,全校共有6 000多名本科生,开设了6 000多门本科课程,平均每个学生可以单独享有一门课程。与之相比,目前我国外语院校的课程设置不尽合理,如课程的横向宽度不够,纵向深度不够,课程的可选择性上远远不够,亟需在两个方面进一步作出努力:

一是进一步加大通识教育的力度,解决课程的横向宽度问题。外语院校由于学科结构的限制,在通识教育的课程广度上先天不足,应积极探索新的渠道,如和综合性大学开展横向合作,采取“课程引进”等方式增加课程数量,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可供选择的通识教育课程。

二是增加国际化课程模块,通过校际交流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解决课程的纵向深度问题。上外近年正在探索“国际课程孵化”模式,以提升课程的“国际含量”,即每年选派优秀教师,到国外一流大学选修处于学科领域前沿的课程,从而实现课程的整体移植或引进,目前已收到良好成效,深受学生欢迎和好评。

上外目前正在进行的国际化创新型人才培养改革中,通过创办国际公务员实验班和进行多语种国际传媒人才培养改革等试点,以双外语的复语习得为基本要求,在夯实学生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大幅度地调整了现有的外语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大量增加了人文通识型、思辨批判型、任务探究型、复合拓展型、自主学习型和社会实践型的课程。新的课程促进了学生理论联系实践,将所学的知识与技能结合起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研究热情,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达到培养掌握两门外语加一门专业的特色人才的目标。

三、创新教育方式:加强教学改革力度,强化思维训练

国外一流大学在教学中重视学生思维训练,课堂自由度大,且对前沿知识和教师研究成果的教授所占比重较大。国内外语院校在教学中多以课堂教授为主,对学生的思维训练引导不足,尽管近年来也逐渐重视了多媒体教学、启发式教学改革,但在实践中教师的积极性不高,实质性的改变和提高进展缓慢。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创新教育方式,突出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在去年启动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中,国内不少高校已经走在了前列,如上海交通大学的“培养工程人才新模式实施方案”中,提出要建立“能力建设+知识探究+人格养成”三位一体的精英工程人才培养体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进行课堂教学方法改革,探索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实施案例教学等。面对挑战,要想使我们培养的人才能胜任国际竞争,外语院校亟需加大教学改革实验,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充分支持和保障。

上外目前正在进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改革实验,以国家精品课程“基础法语”为试点,目前已初步构建了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该模式突出能力培养和思维训练,其特点为:1)互动实践性:注重互动,强调听说,突出学生参与。2)灵活多样性:综合各类教学资源,形式多样,灵活运用,丰富课堂活动,提高学习兴趣。3)启发引导性:注重引导,教会学习,帮助学生培养自学能力。4)内外结合性;加强课外学习,要求学生课后对话、小组学习、阅读原著等,举办文化讲座。5)培养拓展性:通过形成性评估机制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并以小组活动推动团队精神的培养。这一模式的建立,在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强化学生思维训练方面起到了良好效果,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力培养均得到较大幅度提升。

四、增强师资力量:打造高水平、国际化的师资队伍

就人才培养而言,师资队伍至关重要。国外一流大学师生比大多非常合理,如美国排名前十的大学师生比均值在1:7左右,而著名的深泉学院师生比甚至达到了1:4;且教师的教学素养普遍较高,大多能为学生营造浓郁的创新学习氛围。而国内外语院校大多由于规模急剧扩大,教师与学生的数量不匹配,师生比普遍偏高,且教师对学生创新思维训练的意识不强。这就要求我们花大力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为高水平人才培养提供可靠的保障。具体可从这两个方面努力:

一是“请进来”,重点是海外高水平人才引进。胡锦涛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积极吸引更多世界一流专家学者来华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工作,有计划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和学术团队”。外语院校由于自身学科特点,在外教的聘请上其实有天然的优势。但在对比中方可发现差距:国内一流大学在学科带头人、学科团队的引进上其实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我们聘请的往往是单纯的“课程教师”,把引进的教师当作劳动力使用,而且外聘教师的影响力和普及面尚存不足。因而外语院校要在海外一流教授或学科带头人引进上有新的举措,力争可以通过“引进一个人”,实现“孵化一个团队”。

二是“走出去”,即进一步加大教师的国际化培养力度。这方面外语院校大多已经有比较好的措施,如与国外一流大学联合培养、优秀青年教师出国进修、学科带头人海外高访等,下一步的关键应该是提高海外研修的实效。上外目前正在探索把教师的海外学习工作经历作为参评高级职称的必备条件,以鼓励教师积极加强自身的国际化学习和研究的背景。

五、培育国际视野:扩大国际交流规模,强化交流效果

国外一流大学大多非常注重营造学校国际化氛围以培育学生的国际视野。以哈佛为例,其在学生交流方面已高度国际化,一是大门向全球敞开,每年有近2800个学位被美国以外一百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学生获得;二是大力支持学生出国学习,鼓励学生在入学一两年后就出国进修,很多学生可以在学术年请假去国外旅游或工作,其18000名学生中有3000名在海外100多个国家做不同课题的研究。与其相比,外语院校尽管在国际交流的形式上已经较为多样化,但在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具体而言,一是在留学生教育方面,要大幅度提升留学生学历教育的比例,扩大留学生入院系学习的规模,促进来自全世界的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学生相互交流、增进理解;二是在学生海外留学项目方面,要进一步扩大规模、提升比例。上外近年来在与国外大学互换学生、互认学分以及采取“3+2”、“4+2”等模式联合培养国际化人才方面作出了诸多努力,但总量仍嫌不足,仍需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国际前沿课题,进行国际交流,感受不同文化氛围,开阔国际视野,以达到提高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能力这一目标。

二十一世纪全球高等教育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各高等学校人才的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将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态势越来越激烈。国内高等外语院校欲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甚至取得主动或优势,就必须在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以国际化为导向深化改革,主动对接全球经济发展和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需求,以积极的姿态主动参与全球教育竞争,不断提高人才培养水平,从而更好地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崛起提供优质服务,更好地为改革开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1年3月）

北外外交人才培养机制探究

杨建国李茂林

建校68年来，北外为国家培养了7万余名高质量的涉外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北外毕业的校友中，仅在外交部工作、先后出任驻外大使的就有369人，出任参赞的有700多人，北外因此赢得了“共和国外交官摇篮”的美誉。从最近5年的数据来看，2004-2008年，北外毕业生进入外交部的人数分别为42、53、57、62、55人，共计269人。一所高校的毕业生中每年能够有50人左右的规模进入到外交部工作，这在全国也非常少见。这是北外培养外交人才优势的一个具体体现。此外，在商务部、新华社、文化部、中联部、对外经济贸易部和广播电视部等部门，中央各部委涉外机构，以及外企、金融、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等部门，北外的毕业生也占有很大比例，北外的外交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一所大学为什么能够为新中国培养那么多的外交官和外事人才？为什么当前中国驻外大使中一半以上都是北外的毕业生？是什么造就了北外在外交人才培养上的巨大优势？作为特色型大学的一种，北外的特色办学有哪些可以为其他高校所借鉴？北外之所以能够培养大量外交人才，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得益于其独特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机制，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领导关怀——将培养外交人才作为一项重要目标

北外诞生于抗日战争的战火硝烟之中，她的成立与壮大始终与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需要紧密相关。无论是早期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大队，还是后来的延安外国语学校，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外国语学院，还是90年代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北外始终肩负着为党和国家培养外事干部和高级外语人才的历史使命，并因此经常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亲切指导。

建国之初，周总理要求举全国之力办好北外，把全国最好的外语师资聚集到北外；在俄语、英语专业之后，还相继建立了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外语专业。以波兰语、捷克语、罗马尼亚语语种为基础的欧洲语言系始于1954年，不少语种独一无二，一些专业人才成为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翻译；亚非语系的创立直接贯彻周总理指示精神，担当与亚非地区国家的友好使者，从无到有，茁壮成长。

党和国家领导人密切关怀是北外培养外交人才的政治和制度保证。正是一代代领导人的亲切关怀，给了北外一次次的激励。北外一直在几代中央领导的殷切关怀下茁壮成长，一直把外交人才的培养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不断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贡献。

二、语言优势——专业涵盖全球主要语种

北外以语言教育为基础，培养出其他学校不能培养的人才，确立自己的独特优势和办学特色。北外就像一个小小的联合国，浓缩了世界各地的语言文化。目前，北外现开设56个本科专业，讲授43种外国语言，涵盖了世界上主要地区语种群的语言。在通用语种学科领域内，北外有多种语言学科居全国领先地位，如英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德语语言文学和西班牙语语言文学、阿拉伯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等学科，都有国内首屈一指的师资力量。在非通用语种的建设方面，北外的亚非语系和欧洲语言系，集中了31个非通用语种专业，大都是全国唯一的专业点，为国家培养不可缺少的非通用语种人才。这意味着中国很大一部分外交人才的培养将全部来自于北外。学生在这个小小的联合国中学习四年，受到多国文化的熏陶，这对他们成长为外交人才是非常有利的。

三、术业专攻——成立国际关系学院，建立外交学硕士点

除了北外的一些传统院系继续培养外交人才外，2006年9月，在外交学系的基础上，北外专门成立了国际关系学院，开设外交学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致力于专业外交人才的培养。外交学系1999年就开始招收外交学本科生，2003年，教育部正式批准外交学系设立外交学硕士点，2004年开始招收外交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目前，北外国际关系学院是全国高校中为数不多的拥有外交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院系之一，该学院的外交学博士点也正在申请之中。

四、精品战略——致力于高端人才培养

北外坚定不移地奉行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教育理念，倾力打造精品战略，把提高教学质量、培育外语精英人才作为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形成了“一流教师、一流生源、一流培养”的办学方针和优良传统，形成了“质量取胜，培养拔尖人才”的办学特色。

北外的精品战略，主要体现在“外”和“精”两个方面。外，包括外语、外交、外贸、外事，与“外”相关的领域和学科很多；也包括多语种、多门类、高层次的外国语言文化学科群，还包括培养复合型、复语型的高素质外语专门人才等方面。这些都是北外创办特色大学的肥壤沃土。精，即摒弃以数量取胜的粗放型竞争理念，坚持小班教学的精英培养模式，培育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系列品牌，靠质量、靠品牌、靠内涵形成的竞争力取胜。在高等教育扩招过程中，北外没有大规模扩张，而是保持了适度的增长，北外一向认同和实践的精品战略日益显现出强劲的竞争力和优势。

五、“走出去”战略——利用全球资源打造国际化育人环境

北外充分利用外语语言优势，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交流渠道，采取本科生短期留学机制、与国外大学联合培养、聘请外国专家、开辟国际化课堂、营造国际化校园文化氛围等方式，打造国际化育人环境。

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北外的显著特色和优势。据不完全统计，从1944年至2005年，北外共从世界上61个国家和地区聘请外籍教师2800多人次。近年来，通过政府协定、校际交流和民间推荐等渠道，北外每年聘请外国专家和教师达140人左右，约占学校教师总数的18%。目前，北外已与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所大学和教育机构建立了合作与交流关系，是目前与国外教育机构开展交流最多的国内大学之一。此外，北外还积极参与国家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协助国家汉办开办了12所孔子学院和1个孔子课堂。北外正是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为培养国际化外交人才，打造了一种独特的国际化育人环境。

六、创新模式——建立独特的人才培养方案

2006年，教育部部长周济曾就北外非通用语专业教学改革做了三次批示，指出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使北外小语种本科生在大三时到对象国学习一段时间。要把小语种学生出国留学纳入到本科教学改革的进程中去。”北外努力贯彻周济部长的指示精神，与国外相关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开展“7+1”项目：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每个外语专业学生在北外学习4年期间，7个学期在北外，1个学期在海外。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北外制订了一系列涉及双学位、辅修、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和暑期班的规章制度，为学生出国学习创造条件。2007年7月，2005级马来语专业20名学生赴马来亚大学进行为期7个月的学习。通过海外的学习，学生们深入了解和学习马来西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还深入马来西亚农村社会进行田野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大大提高了马来语的应用技能，在马来西亚官方和社会各界引起良好的反响。此外，北外积极创造条件，与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夏威夷大学等签订协议，组织学生参加国外大学暑期班的学习。北外把海外暑期班学习作为整体纳入教学计划，学生在学习结束，考核合格之后，得到相应的学分。通过这样的国际化合作办学的培养方式，大大提升了北外的教育水平，也更有利于培养出高质量、沟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外交人才来。

（《北京教育》（高教版）2009年9月）

外语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社会适应性

周烈

一、当前外语院校人才培养模式不适应性的主要表现

长期以来，外语院校高度重视人才培养模式的社会适应性问题，人才培养模式的适应性在不断提高，外语院校培养的人才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客观地看，外语院校人才培养模式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需求，同世界著名的同类大学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梳理和认清这些不适应性，更有针对性地推动外语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适应性变革。

（一）人才培养观念相对滞后

人才培养的基本问题是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全面协调发展，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至今我们仍未能解决好。外语院校为应对21世纪对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挑战，已开始实施带有通识教育取向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比如开设了比较广博的学科课程、推进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办学体制改革、构建了国际型人才培养创新平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团文化活动以及增强了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等。但是这种以通识教育为导向的改革效果并不乐观，一是因为人们之于应试教育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心理依赖性，二是因为大学管理层及其教师对通识教育和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深入、系统，在人才培养理念方面还处于学习、模仿、借鉴阶段，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主动预测、提出新理念的意识和能力还比较欠缺。在高等外语专业教育中，我们还未能解决好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矛盾，还未能处理好知识、能力、素质三者之间的和谐发展问题，对理论课的关注和投入远远高于实践课，许多教师还是按照传统经验和习惯授课，而甚少考虑学生的社会适应性。近些年，从学科、专业、课程设置体系上看，我们已经构建了一个似乎很完整很科学的庞大课程体系和整套的教材体系，但外语院校没有培养出具有广博而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知识积淀的创新人才。这种人才培养观念的错位，忽视乃至背离了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和内在属性，也彰显出人才培养观念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不适应性。

（二）学科专业之间相对封闭

回眸和审视改革开放以来外语院校的发展历程，我国外语院校已由原来的单科性院校转变为多科性大学，多学科并行不悖的发展模式为培养跨学科人才提供了基础条件。但现在的情况是，外语院校尚未建构起有利于创新人才生成的培养模式，学科专业之间表现为“各自为政”的相对封闭状态，在教育理念上基本还局限于传统的单一学科的培养模式，不同学科之间在人才培养、教学研究、师资队伍和设施配备等方面都局限在本专业范围内，学科专业之间缺少人员交流、学术沟通和资源分享与协作，多学科间彼此合作难以进行，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过程等方面多学科共同协作的优势很难得到发挥，不同院系之间抢课时、抢资源、争地盘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由此导致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缺乏应有的学术生态环境。这种状况既不能适应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多样性需求，也不能适应教育对象的差异化和个体全面发展的要求，同时也不利于外语院校打造一支具有跨学科、宽领域的专业教师队伍。如何打破界限，提供平台，培养真正复合型的外语人才是外语院校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从现代科学发展的特点来看，过去那种泾渭分明的学科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同门类学科之间呈现出交叉、渗透与融合的发展趋势，跨学科教育和跨学科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大学的培养对象不再局限于只具有某一门专业知识而其他知识比较贫乏的人，而是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于一体，具备国际化、现代化、市场化和创新潜能的综合性高素质人才。

（三）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有失偏颇

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是世界高等教育普遍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也是一直困扰我国外语院校人才培养的一个重大难题。我国外语院校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还不完善，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至今仍未能建立起一种个性化培养的激励机制和方法手段。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主要包括“评教”和“评学”两个方面。在“评教”方面，对教师教学效果的评价还不能够做到全面、真实。虽然大部分外语院校都推行了学生“评教”的方式，但该方法和任何一种技术方法一样，难以保证对教师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评价的公正性。欧美发达国家大学普遍流行的同行评价的方式，在我国外语院校内还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和推广，虽然国内部分综合性大学效仿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推行了同行评价的模式，但还基本局限于内部同行评价和监督的范畴内。在“评学”方面，大多数外语院校还是采用单一的终结性评价，以考试为主的评价方式抑制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的个性、特长、创新和综合能力如何得到培养、发展与施展有待重视。终结性评价过于重视评价的甄别和选拔功能，导致教学评价功能的偏移，忽略了对学生思维方式和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刘献君，2008）。然而，处理好考与学的关系并非易事，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也并不等同于取消考试制度，其关键在于如何打破考试这套评价标准，构建一个科学可行并能真实反映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体系，应该成为外语院校尤其需要关注和探讨的重大课题。

二、提升外语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社会适应性的基本策略

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外语教育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单一外语专业和基础技能型的外语人才已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外语院校必须全面审视原来单一的外语人才培养模式，把提高人才培养模式的社会适应性作为长期坚守的制度，为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孕育和成长提供适宜的土壤和环境。

（一）把观念更新作为外语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设计的价值引领

外语院校要对社会环境、人才市场和用人单位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根据需要改革、修订人才培养模式，根据新的理念、新的模式改进教学方法，更新教学内容，树立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努力营造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育人环境。一是要妥善处理好教和学的关系，改变传统的课程设置体系和课堂教学模式，把外语专业教学的重点从重专业知识的系统传授转变到语言运用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分析批判能力、开拓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培养上来，激发学生对知识学习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在以往的高等外语教学实践中，基本上都是一种单向灌输的教学模式，师生之间缺少双向交流和互动，教师和学生处于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循环之中，这种方式明显违背了学以致用、学思结合的教学基本规律。外语院校应当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学生运用知识和创新知识的能力的培养上，做到学、思、知、行的辩证统一。二是要处理好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外语院校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实体性组织，有着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办学目标，在人才培养上不仅要考虑外语院校的基本培养要求，还应当兼顾不同学生的个性需求，针对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去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努力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使学生各有所长、个性化发展。所以，转变观念意识应该成为外语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首要任务，把人才培养理念从应试教育观念中解放出来，重构外语院校人才培养的新理念与新模式，这是科学设计并深入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第一步。

（二）把打造学科交叉优势视为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的突破口

大学人才培养建立在各门学科专业的基础之上，人才培养与学科专业结构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跨学科教育有利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跨学科人才相对于单一学科培养出来的人才，更具有社会适应性和对未来工作的创造性。外语院校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要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优先发展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打破学科独立、重复、单一的发展弊端，寻找与创新人才培养密切相关的学科交叉点，按照主体学科和相邻学科相结合的方式设计人才培养方案，以跨学科教育打造外语人才培养的竞争优势。一是组建以学科带头人为主的跨学科团队，研究团队成员以来自不同院系的中青年学者为主，团队成员学科背景要各不相同。学科带头人作为跨学科的主要负责人，要以促进学科交叉、开展跨学科教育为目的，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思路，结合学校的学科体系和学科优势，着力解决跨学科交叉中出现的问题，并通过跨学科研究寻求新的学科增长点。跨学科团队的组建，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外语+外语”、“外语+专业”、“专业+外语”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思路，进一步增强学科专业之间的有机联系。二是以“大外语教学观”为导向，构建大文科工作平台。跨学科团队不仅仅在于开展一些重大课题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打破院系之间的相对封闭的界限，在超脱院系设置之上实现各学科教师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实际上承担着一种大文科工作平台的职能，利用这个平台可以有效促进跨学科人才培养，提高学生知识结构的综合化和整体性。

（三）把改革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

外语院校培养的人才能否适应社会需要，关键在于人才的质量和水平。我们一定要用好评价这根指挥棒，让它真正起到矫正、调节、改造和引领的作用，要根据新的理念、新的培养模式设计相应的评价体系，让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创新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与培养。现阶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尝试性改进：一是构建以考查学生知识综合运用和创造性解决问题为重点的课堂教学评价模式，增强人才培养各环节之间的有机联系，提高创新人才培养的系统性、整体性和持续性。从完善评价的信度和效度出发，将终结性评估与形成性评估相结合、及时性评估与发展性评估相结合，逐渐形成由期末课堂学习评价、日常学习过程评价等多种评价模式组成的学生学习评价体系。二是以教师教学能力提高为重点，建立以激励为导向的教师声誉机制。引导教师从事教学、科研，开展创新实验，以新的理念、方式、内容去引领、启迪学生。开展专家评教、教师自评等多维评价，与学生评教相辅相成，更加全面地评价教师教学工作；组织系列讨论讲座、教学沙龙和课堂观摩，帮助青年教师学习和借鉴其他教师先进的教学经验，形成彰显自身个性的教学风格和特色；建立健全课堂教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激发广大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提高教学水平的自觉性。

（《中国外语》2011年3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肖沅陵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是全国最早发展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的外语院校。上世纪70年代中,我校以桂诗春教授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我国创建了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这门新兴学科,并先后于1981年和1986年被确立为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2000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1年再次顺利通过教育部的审核,成为我国外语界在此领域唯一的国家级重点学科。该学科点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向,创建了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学历高、科研能力强的科研队伍。在过去20多年里,他们积极参与一系列国家级和省部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在外语学习、心理语言学、语用学、语料库语言学、语言测试及词典学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获得多项国家和省部级奖励。

该学科点的最大优势体现在:1.形成与发展历史悠久;2.研究方向齐全;3.是我国外语界在此领域唯一的国家级重点学科;4.具备良好的科研条件,包括人才梯队和语言学进口图书杂志的存书量等。该学科点的奋斗目标是:发挥优势,促进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已经确立国内领先地位的基础上成为在国际上享有更高知名度、能出国际水平科研成果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重点研究基地。

经过20余年的辛勤培植,该学科点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以及学术交流等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把学科建设当作系统工程来抓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点的建设与发展首先得到了大学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大学领导明确指出,学科建设是大学工作的“纲”,学科建设必须作为系统工程来抓［1］,并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措施,要求各个部门支持学科点的建设与发展。

大学专门成立了由分管科研校长领导的重点学科建设领导小组,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管理文件;大学把学科点当作校内特区,打破常规,特事特办;在经费投入、职称评定、出国进修等方面向学科点倾斜,优先保证学科建设的需要;图书馆优先保证学科点需要的图书和报刊杂志的订阅,支持学科点的现代化网络建设,图书馆为学科点设立专门的资料室和阅览室,优先保证学科点专兼职科研人员借阅和查询图书。

所有这些措施为学科点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保障和硬件条件,给学科点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大学把学科点作为科研体制改革的示范单位,这对于加快发展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并以此带动全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确定课题促成长,成果促教学的发展思路

领导重视为建设和发展一个学科,提供制度和政策的保障。如何落实这些政策和措施,确保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更需要学科点确定一条切合实际、具有发展战略的思路。该学科点从创建开始,就确定了以课题促成长,以成果促教学的发展思路。课题是学科点赖以生存和成长的生命线,研究成果又是促进学科点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该学科点通过必要的激励机制鼓励每个研究员积极申报各类科研项目,对科研项目的管理强调三率:项目申报求立项率,项目完成求结项率,项目成果求精品率。20余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成功的发展思路。这条思路的具体措施方案包括:

(一)实行“带课题进中心,完成课题离开中心”的滚动式管理机制。该学科点依托于国家重点研究基地,每年都要承担多项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课题研究产出丰硕的成果,促进了学科的不断发展。该学科点目前承担的省部级以上的在研项目有14项,其中包括9项教育部重大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二）开发可持续研究的课题。课题研究的可持续性是促进学科发展的有利因素之一。该学科点围绕“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问题”,从“七五”开始就申报了一系列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资助的项目,如“七五”的“中国学生学习英语心理语言学研究”、“九五”的“中国学生英语错误分析”和“十五”的“中国学生英语学习认知心理研究”。这些课题都围绕同一个主题,对其不同的方面展开深入的研究,每个课题集中解决一个问题,使课题研究不断向深度发展。正是通过挖掘类似的可持续研究的课题,如:语用学与英语学习、双语词典理论与编撰、英语测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等,该学科点产出了一系列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的成果,对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以课题促研究生教学。在过去近20年里,通过开展课题研究,结合研究生教学,该学科点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人才。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积极参与学科点的重大课题研究,跟踪国际前沿研究动向,结合课题研究撰写学位论文。在提高课题完成质量的同时提高了研究生的科研素质。根据最近3年的统计,博士生在校期间以本人为第一作者发表论文共178篇,出版专著3部,人均发表5篇。此外,该学科点还专门为研究生开发了一系列基于课题的特色课程,把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融于研究生的教学中,如:桂诗春教授的《语料库的建设与应用》等。

（四）转化科研成果,服务语言教学与研究。课题研究的成果只有服务于语言教学与研究的实践中,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才能进一步推进学科的发展。该学科点长期注重运用理论解决中国外语教学的实际问题。1984年接受教育部委托进行外语高考标准化改革试验,取得的成果被推广至全国范围和其他学科的考试。80年代末,又承担了全国英语专业水平考试的设计和命题任务。李筱菊教授主编的《交际英语教程》以其独特的创意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钱冠连教授借鉴国外理论并以汉语为语料的语用理论研究也受到同行的重视,《汉语文化语用学》成为相关学科的必备索引文献。王初明教授在研究二语习得情感因素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大学外语教学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写促学”的教学模式,倡导“作文写长法”教学方法,这一成果已经在全国部分高校推广。

三、培养创新意识,产出精品成果

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以课题研究为中心,课题研究的目的是产出精品成果。如何保证课题出精品,他们的经验是:精品成果源自创新,只有创新,学科才能发展。该学科的创新具体体现在学科建设、课题选题和研究手段等方面的创新意识。

（一）学科建设的创新意识。以桂诗春教授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就是在执着追求创新的过程中,于上一世纪70年代中期创建了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这门新兴学科。20多年来学科点不断在发展,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不断追求创新意识,培育新的科研增长点。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学科点的创始人之一桂诗春教授,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应用语言学专著《应用语言学》和第一部心理语言学专著《心理语言学》,成为“心理语言学”研究方向的开拓者;何自然教授是我国最先引进语用学研究的学科带头人,他撰写了我国第一部语用学专著《语用学概论》;黄建华教授撰写了我国第一部获成果奖的词典学专著《词典论》,钱冠连教授的《美学语言学》和《语言全息论》都是相关学科的第一部著作。正是这种学科建设的创新意识,不断引进新的前沿学科与研究方法,促使该学科点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自己特色和优势的重点学科。

（二）科研出精品,首先选题要新颖。在课题的选题方面,该学科点追求的是原创性,探讨国际前沿的理论与应用研究课题,不断产出具有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比如,该学科点其中的三个研究方向在“十五”期间,都分别从外语学习、语言使用和词典释义的不同角度去共同研究人类大脑认知的影响,集中各个研究方向的优势针对国际上的一个大研究方向进行攻坚。认知科学是当前世界上四大前沿科学之一。他们的研究有望在联系实际、解决我国外语教学的问题上取得突破,而且在理论上达到一定的深度。

（三）科研手段的创新。科研出精品,手段要创新,这也是该学科点的成功经验之一。该学科点一贯重视科研手段的创新,早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在全国率先开展实证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该学科点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中也是最早将统计学和计算机方法引入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研究之中,自行开发了一系列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及语言研究的软件,创建了心理语言学实验室,为产出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培养一流人才提供必要的实验手段;目前,该学科点开展的以语料库为基础的语言测试研究以及基于WEB平台和语料库的多语种词典自动生成等课题的研究,首先在研究手段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四、加强梯队建设,培养后备力量

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需要一条好思路,也需要科学的研究手段,但是最关键的还是人才和梯队建设。该学科点一贯坚持梯队建设,培养后备力量。现有教学、研究人员22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2人,教授17人,副教授5人,博士18人,平均年龄48岁,8人在46岁以下。学术带头人均在各自的领域发表了国内首部学术专著,在相关的国际权威杂志担任编委或特约审稿人,有的在国际学术机构担任领导职务,有的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科研教学人员老中青相结合,老一辈学者知名度高,中青年学者已成为学科点教学和科研的主力军。在梯队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该学科点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条措施:

（一）建立博士生副导师制。为了培养中青年学科带头人,让他们成为学科点发展的后备力量和科研骨干,增强学科点发展的后劲,该学科点设立了博士生副导师岗位,选拔年龄在35岁左右并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进学科点,担任专职研究员,担任博士生副导师,参与博士研究生的指导工作。目前该学科点已有12位博士生副导师。

（二）以课题培养高级的专门人才。通过开展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研究,培养高素质的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学术骨干,为学科点的发展培养后备力量。

（三）充分利用国内外的师资力量。为了增强学科点的学术力量,加大培养后备力量的力度,该学科点还聘请国内外的知名教授担任兼职博士生导师或客座教授,为学科点的一些薄弱的研究方向培养人才。

（四）活跃学术气氛,提高学术科研能力。该学科点通过多种形式,活跃学术气氛,锻炼和培养中青年研究员的科研能力。该学科点组织了“求索论坛”、“海外著名学者系列讲座”以及“重大课题报告会”等。其中每周举行的“求索论坛”是一项由博士导师进行指导,博士生具体负责,中青年研究员积极参与的学术活动。通过类似的学术活动,中青年研究员的科研能力得到了提高。

（五）设立桂诗春语言学优秀论文奖励基金。为鼓励语言学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学科点的创始人桂诗春教授于1996年捐资成立了桂诗春语言学优秀论文奖励基金,附在该学科点,旨在奖励优秀研究生科研论文。

（本文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供稿）

中国—东盟架构下我国西南地区外语教育品牌战略思考

龙耀

一、中国西南地区外语教育品牌经营构想

（一）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做好品牌定位

中国西南地区外语教育的品牌定位关键是要实现外语人才市场需求与自身资源优势的结合。在外语人才市场需求方面，我们须发现其最新的变化。19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外语人才在语种上基本上是以俄语为主，其他语种人才需求很小。在改革开放初期至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外语人才在语种上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法语等语种也有一些，其他语种人才需求依然很少。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特别是2002年11月4日中国政府和东盟10国在金边签订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到2010年将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来，中国的外语人才在语种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中国—东盟架构下，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交往必将日益密切。这种密切的交往必然需要有相应的外语人才来支持。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沿地区，中国西南地区尤其需要大量的越南语、泰语、老挝语、缅甸语和柬埔寨语等东盟国家语种的外语人才。按照外语人才需求特点的以上变化，结合自身的资源优势，中国西南地区外语教育品牌定位应该基本定位于周边国家语种人才的培养。

（二）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做好品牌建设

中国西南地区外语教育在品牌定位以后要进一步建设好品牌，笔者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尊重语言学习的特殊规律，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学习语言和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其他科目不一样，学习语言必须要有好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要有大量的跨文化的语言交际实践。离开跨文化的语言交际实践来学习语言，中国的教训非常深刻：全国人民花费大量黄金时间来学英语，但真正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学会英语的人不多，大多仅是死记硬背了一大堆单词。中国西南地区在外语教育方面有非常独特的优势，最需要做的是摆脱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利用地处边疆、边境两边居民相互来往频繁而且生活中很多人都懂外语、是“天然外语人才”等优势，创新教学模式走出课堂，进行跨文化的语言交际实践。

（三）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做好品牌延伸

品牌的专业延伸。中国西南地区外语教育品牌战略的核心品牌定位当然是外语教育方面，但利用边疆跨国民族地区的独特资源，完全可以在相关专业方面进行适当品牌延伸，这种延伸也将有利于核心品牌地位的巩固。比如针对中国西南地区有些居民是“天然外语人才”的特点，面向这些居民开设国际贸易、国际营销、国际旅游、国际物流等方面的专业，使他们成为综合型的国际人才，这一方面促进了核心品牌的发展，同时也实现了品牌延伸，发展了其他专业。

品牌的空间延伸。中国西南地区外语教育品牌最初可能只是定位于区域品牌，但大可不必限于区域品牌，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语言优势，实现跨国品牌甚至国际品牌的延伸。比如在吸引临近国家的学生来学习汉语或留学中国学习其他专业方面，完全有很大的作为空间。特别是中国的邻国越南、老挝、泰国、缅甸、柬埔寨等邻国的教育都不是很发达，中国的教育对他们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可以朝打造留学生教育品牌、拓展国际化办学渠道方面走得更远。

二、中国西南地区外语教育品牌战略的体制支持

（一）中国西南地区外语教育品牌战略的体制障碍

凭借在中国——东盟架构下中国西南地区外语人才的需求和得天独厚的语言环境优势，中国西南地区外语教育实施品牌战略有十分可观的前景。它不但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突破有重大意义，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我们可以设想，在中国西南地区打造一些层次不同的以外语专业为主、并作相关专业品牌延伸的品牌高校，其意义是非同一般的，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缩小贫富差距都不失为一个方向。

但笔者发现，中国西南地区外语教育实施品牌战略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制度性障碍，那就是中国现行的外语教育制度。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的特点是必修性和语种限制性：外语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等20多年学习中唯一始终必修、必考的科目，工作以后还要进行职称外语考试；外语教育语种以英语为主，限于英语、日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少数几种，而越南语、泰语等周边国家语种在20多年的学习、升学考试和职称外语考试中没有相应地位。由于与中国广西、云南等西南边疆地区水陆相邻的东盟国家的语种都不是英语，而是越南语、泰语、老挝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等，这显然与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的语种限制存在冲突。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架构下，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外语人才需求必然以东盟国家语种为主，特别是以和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陆路相连或相邻的东盟国家即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等的语种为主。这种外语人才需求的特点，不但反映在经贸、旅游等层面上，就是在科研层面上也是如此。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广西、云南等地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民族学人类学学者，也包括法学、经济学、历史学、艺术、文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把科研的方向瞄准了东南亚，特别是瞄准了近在眼前的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但是，由于边疆民族地区目前都是执行全国统一的外语教育制度，高考、硕士博士入学考试以及职称考试等语种仅限于英语、日语、俄语等少数几种，其中并不包括东盟国家语种。这样，就必然不利于西南边疆地区培养东盟国家语种的外语人才，因为为了对付高考，在中小学阶段几乎没人有时间选修东盟国家语种。在大学阶段，有人选择了东盟国家语种专业，但仅有四年时间，其中还要安排时间被迫对付英语四六级考试和以后的硕士入学外语（英语）考试，所以真正学习东盟国家语种的时间被压缩到了很少，学习效果受到影响。因此，重新思考中国西南地区的外语教育制度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中国西南地区外语教育品牌战略的体制改革

针对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给边疆跨国民族地区外语教育带来的束缚性弊端，笔者在此主张将目前的外语必修制度改为外语选修制度，实行外语学习自愿化、基础化、区域化、专业化。

1、自愿化。一个人学不学外语、学什么语种，完全由个人自由选择，这一方面可以让不愿进行外语投资、没有外语学习能力的人解放出来，让有外语学能的人找到自己的天空，也可以让人自由选择是学英语还是越南语、泰语等东盟国家语种，从而使西南地区外语教育面向东盟扫除制度上的束缚。在制度设计上，需要将高考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公共外语科目取消，或者由高校自己决定是否开考；将大学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公共外语科目取消，或仅作为任意选修课；将职称外语考试取消。

有人担心，外语学习自愿化以后，谁还会学外语呢？这个问题不用担心。如果学外语有用，会给学习者带来利益，那么，自然会有人学。其实，我们目前的外语必修制度，主要是指英语，而越南语、泰语等其他语种是没有纳入必修的，但越南语、泰语等其他语种人才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基本实现了自我动态平衡。实行外语选修制度以后，只要外语有用，肯定会有人去学习。谁不想学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2、基础化。可以在小学、初中阶段开设外语课，但不要纳入升学考试当中去。这种基础化的外语教育，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幼年学语言的优势，为以后在必要时的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一方面学习压力不大，不会浪费大量时间，也不会扭曲专业人才发展。比如在京族地区的中小学开设越南语课程，在壮族、傣族地区中小学开设老挝语、泰国语课程等，这对西南地区培养外语人才非常有利。

3、区域化。在基础阶段的外语学习，不要全国都学英语，而应根据各个地区的特点进行安排。比如在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充分利用其天然具备的语言学习所需要的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的优势，有选择地在中小学阶段开设越南语、泰语、老挝语等东盟国家语种课程，既更加实用，也可以提高外语教育质量。

在笔者提出外语选修制度的时候，也有同仁帮助建议用“外语分区必修制度”，也就是说维持现行的外语必修制度基本框架，但在不同的地区用不同的外语代替现行的英语，比如在西南地区的高考、硕士博士入学考试、职称外语考试等可以考越南语、老挝语等，东北地区可以考韩国语等，这样似乎稳妥一些，也可以发挥各地区在外语学习环境方面的优势，有利于各地实施外语教育品牌战略。但是，这样也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跨区求学考试怎么办？比如广西的学生要考北京大学、东北大学，而东北学生要考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西大学、云南大学等，这时他们应该考什么语种？这个矛盾显然难以调解。所以，笔者还是主张实行外语选修制度。

三、中国西南地区外语教育品牌战略的政府定位

不在制度上要求国民必修外语，政府并不是就无所作为。其实，如果政府认为某种外语重要，完全可以采取一系列的鼓励措施来鼓励国民学习外语，从而达到提高国民外语水平的目标。在中国——东盟架构下，越南语、老挝语、泰语等东盟国家语言的重要性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肯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至少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鼓励国民来学习东盟国家语种。

（一）制度层面的鼓励措施

首先，我们应该让越南语等东盟国家语种能够走进课堂，走进我们的正规教育体制，在我们的外语教育体系中占有适当的位置。为此，我们必须在义务教育中引进越南语等东盟国家语种，让学生们自己选择学习什么语种，而不应该单一地要求学生们只能学习英语。当学生们认为越南语比英语更加重要的时候，就应该有勇气和智慧把英语课程撤销。

其次，我们应该创设适当的人员交流机制，让想学习越南语、老挝语、泰语等东盟国家语种的中国人有足够的条件直接进入越南等东盟国家境内，寻找更加合适的语言学习环境。在西南边境地区，在中国和越南、老挝、泰国等东盟邻国之间，我们应该尽快考虑实施免签证制度，让两国人民能更加自由、更加经济地出入边境，从而可以更加方便地学习外语。

另外，我们应该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为国民赴国外学习外语提供可靠的信息服务，以免国民在这个过程当中被骗上当，或者付出成本过高。

（二）经济投入方面的措施调整

政府应在外语教育投资模式方面作出调整。在现行教育模式下，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国民学习外语，包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开设外语（英语）课程。笔者认为这种投资数额巨大，收效甚微。从小学开始学外语一直到大学，外语水平其实很有限，一个大学生的英语水平往往是既不能听、说，也不能读、写。其主要原因是没有遵循语言学习的特殊规律，强迫学生在没有语言环境的情况下被动学习。

与其花费这么多钱却学不好外语，倒不如花少钱学高质量的外语。按照语言社会学的规律，要学高质量的外语，必须要有好的语言学习环境，除此以外，别无它途。而要拥有好的语言学习环境，我们通常是两种办法：一种是“引进来”，就是引进外教，和进入中国的外国人长期相处；另一种就是“走出去”，就是直接走到国外去学习外语。从经验来判断，笔者认为还是要以“走出去”这种方法为主，因为走出去以后，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都具备，学会一门语言很容易，一般一年时间就可以达到“学会”的标准。

遵循语言学习的特殊规律，政府需调整外语教育投资模式，基本废除现行的“马拉松”式的国内外语教学模式，将资金主要用于鼓励学生到国外那种真实的语言环境中去学外语。比如国内的外语课堂教育基本限制在初中以下，目的是打好基础；高中、大学阶段不再开设外语课程，节省出来的钱，国家可以资助想学外语的学生到国外去学习外语，一般半年一年就差不多能将外语学得很好。

在时间投入方面，差别就非常明显了。在现行的外语教育模式下，要投入十三年的时间。在新模式下，按照通常的经验，在国内初中阶段打下了外语基础以后，到了国外，一般半年一年就差不多能将外语学得很好。也就是说，国民学外语的时间缩短了十年左右。

在学习效果方面，差距也是很明显。在现行的外语教育模式下，学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外语，结果是既不能听、说，也不能读、写，没有达到通常的“学会”标准。在新模式下，一般半年一年就差不多能将外语学得很好，至少可以达到“学会”的标准。

（《学术探索》20007年5月）

国外外语教育发展前沿

当代法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特征与趋势探析

李娅玲

一、法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

自法国大革命到20世纪末，法国的外语教育政策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早期，独尊法语，排挤外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致力于学习邻邦和欧洲其他国家语言；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极力提倡语言的多元性，朝多元化方向发展。

（一）保守封闭的外语教育政策

自法国大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政府极力推崇国民对法语的学习，强调“一个国家，一种语言”，对外语教育并不重视。虽然早在1829年的《瓦提麦斯尼尔法》（L'ordonnance de H.de Va-timesnil）就明文规定，要在中学开设现代外语，并且1870年普法战争的失败也使法国人认识到学习德语的重要性，但随后发生了一件重大事情——当时的教育家和民众就选择开设拉丁文,还是现代外语展开了大辩论。结果，保守势力占了上风，致使1881年颁布的《费里法》(Loi Ferry)规定，义务教育的教学语言只能是法语，公立教育要使所有儿童都能通过法语获取知识，得到发展，法语既是教学语言，又是教学目标，教育部和老师的职责就是确保民族语言将方言逐出学校。此后,法语独尊导致外语和法国各地方言遭到了空前的削弱，恶化为外语教育有政策、无实效的状况，同时也无形地抑制了民间对外语的学习兴趣。

（二）被动转型的外语教育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来自阿拉伯和非洲地区且信仰穆斯林教的新移民弱化了法国语言与文化“大熔炉”的同化能力。出于政治与经济利益考虑，法国不得不制定相应的外语教育政策，在中学开设现代外语，允许学生选修移民国家语言和欧洲其他国家语言。但由于政治原因和阿拉伯语本身的特点，法国的阿拉伯语教学局限于部分移民后裔，效果并不理想。而对于欧洲其他国家语言的学习，无论民间还是政府都很热衷。例如对于德语，虽然德国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但德国人缜密的思维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使德语一度成为法国社会精英崇尚的语言。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壮大和欧盟官方语言的递增，法国政府感到了学习欧洲其他语言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提出增加现代外语学习的语种。2002-2003学年，全国小学3-5年级有78.5%的学生选修英语，16.7%的学生选修德语，1.3%的学生选修意大利语。

（三）主动捍卫多元语言的外语教育政策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法语因英语的强势和欧盟官方语言的增多而受到巨大的威胁。在此背景下，法国政府极力在欧洲、国际组织和全世界倡导多语制。1995年，法国利用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之际，推动欧盟从教育领域着手捍卫语言多样性，并取得成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关于语言多样性的备忘录，宣称“应将语言能力和教授两门活语言作为工作重点”。部长理事会也通过决议，为避免欧洲形成单一语言态势，决定从教育领域着手推动语言多样性，为欧盟成员国的中小学生创造学习几门成员国语言的机会。

1989年，法国教育委员会制定了2000年教育目标，建议全国普遍从小学开始进行外语教学，争取中学学习两种欧洲国家语言。20世纪90年代出台的92-234法令鼓励在中学的初始阶段开设语言强化课程，树立学生多元文化的意识。2004年，全国教育大讨论的终结报告《为了全体学生成功》也提出，英语能力是新世纪法国青年必须培养的两大能力之一。2005年颁布的未来20年教育发展的新框架《面向未来学校的方向与计划法》也制定了一系列宏伟的目标，目标之一就是让学生“掌握一门外语”。

二、从保守到开放的法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特征

（一）从排挤外语到重视外语的政策态度转变

18世纪的欧洲上流社会以讲法语为荣。直至“二战”前，法语在国际上享有的优势养成了法国人的单语政策环境，法国政府在规划外语政策上极为消极、迟缓。法国学生只有在升入初中后才开始接触外语。“二战”后，法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旨在改变这一与法国作为国际工业大国形象不相符的状况。第一，1956年，法国政府在世界上首次提出“终身教育”的概念，并明确现代外语为终身教育的主要教学内容之一；第二，1959年颁布的《教育改革法令》对现代外语的学习做出了较详细的规定；第三，向欧洲开放教育，以迎接和适应欧共体一体化的需要，法国政府提出加强各级学校的外语教学，提高学生的语言交流能力和“欧洲意识”；第四，1989年法国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Jospin)提出，从小学4年级开始开设外语。1995年，全国有1/2的小学5年级学生和1/4的4年级学生在学习外语，1998年后外语学习热潮更加高涨。尽管政府开始重视外语教育，但法国国内并没有外语学习的氛围，外语学习的效果也不佳。

（二）从排挤英语到倡导语言多元的政策内容变革

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起草采用英、法两种文本，结束了法语在国际外交上的特权地位。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使法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法国在“二战”前期的失利，英语在国际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加强，英语对法语的入侵等，均重创了法语的影响力。为此，法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排挤英语：第一，20世纪70年代初，因担心英语会与法语竞争工作语言地位，法国曾经两次否决英国加入欧盟。后来英国再度申请加入时，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Sir Edward Heath)许诺英国的欧盟官员必须掌握法语，法国总统乔治·让·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才签字同意；第二，1972年法国总理雅克·沙邦-戴尔马（Jackue Chaban-Delmas）明令禁止在所有行政事务中使用英式法语(Franglais)；第三，1975年，法国国民大会通过《巴-洛里奥尔法案》（Bas-Lauriol）。该法规定在诸多领域强制使用法语，如音像、商业（广告、使用说明、发票等）以及劳动人事领域；第四，法国当局努力杜绝在官方文件和政府资助的研究中使用英语。时任研究与技术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Jean-Pierre Chevènement）竭力倡导在科学会议中广泛使用法语，声称如果在法国任何科学杂志中使用英语，则取消对其的资助；第五，1994年，法国国会通过《杜邦法案》（Loi Toubon）（即《关于法语的使用法》），取代1975年的《巴-洛里奥尔法案》（Bas-Lauriol），进一步强调在法国境内某些公开场合禁止使用外语。

然而，随着全球化和欧洲经济的一体化，作为欧盟的主要创始国，法国政府清醒地意识到，要想确保法语在国际机构中的地位，一味地宣传法语而忽视其他语种，只能适得其反，而导致英语一统天下的局面。因此，法国政府转而倡导多语制，以确保法语在众多语言中享有相对重要的位置。这些措施包括：第一，1997年，法国针对美国提出世界“多极化”和“多语现象”的主张，受到法语国家的普遍支持；第二，法德两国联手采取措施，鼓励双方中小学生学习对方语言，建立法德中学，鼓励法德学校建立友好交流关系；第三，2005年的《教育方向法草案》继续推行外语多样化的政策，鼓励欧洲国家语言的学习，提倡开设法德班、欧洲班和国际班。法国开始向世人呈现鼓励语言多元化的国家形象。

（三）从选修到必修的外语课程政策调整

1983-1984学年的初中教学改革将现代外语确定为初中教育的必修课。针对外语教育不理想的状况，2005年4月颁布的《教育指导法》提出要加大外语课程设置力度，以适应教育国际化和欧盟的进一步开放，扩大小学外语语种范围，中学开设两门外国语，改革传统外语教学重理论、轻实践的弊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施分层教学，按外语能力分班，强调口语教学，以《欧盟语言共同参考框架》为考核标准。

法国政府的外语教育战略之一是坚持中小学外语教育语种的多样性。政府认为，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种类繁多的外语课程为法国和欧洲的未来提供了机遇。法国是除英国外提供外语语种最多的国家，初中和高中生可选的语种分别多达12种和15种之多,但并不是所有语种都有师资。2006年5月，法国教育部发布的《关于中小学外语教学改革的通报》全面介绍了中小学外语教学的改革思路和实施办法，详细规定了外语教学组织方式，明确了教学的重点是口语。所有这些措施都极大地促进了法国外语学科的发展，普及了外语教育。

三、21世纪法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走向

（一）推动语言多元化，力保法语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任何语言政策的拟定与执行，本身皆深刻反映出政治角力与权力的较量。法国历届政府都强势主导语言政策。法语自18世纪即成为西方世界最通行的语言，直到20世纪才被英语替代。从此便开始了法语与英语的长期争夺。然而迫于情势，法国政府只得改弦易辙，调整其语言政策，转而推动欧盟倡导语言和文化的多样化，在“促进文化多样性”的旗帜下，将“法语作为欧洲的语言加以推广”，使法国一国的事情上升为欧盟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事情,从而有了普遍的号召力。

面对英语在欧盟内日渐凸显的“霸主”地位，法国希望欧盟出面，通过号召“教授两门活语言”、“学习几门成员国语言”等手段予以平衡。法语是欧盟内的大语种和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工作语言，因此若“教授两门活语言”，法语就会成为成员国或部分成员国的优先选择。法国其实是把推广法语纳入了“捍卫语言多样性”的框架之下，将之欧洲化了。法国政府亦积极自救，加强与德国的合作。法国和德国外交部长于2000年6月就语言合作签订了一项协议，声明无论将来局势如何发展，双方将永远互相支持。当前，法国政府外语教育政策的主要措施有四点：认识到法语国际地位的式微；设法阻挡英语的大量入侵；联合世界各地法语国家；强调法语这项人类文化资产的不可替代性，以多元化、多样化、多语化的捍卫者自居。

（二）倡导学习“国际交流的英语”

法国民众认为要想在全球化时代取得成功就必须学好英语。2004年,法国“‘学校未来’全国讨论委员会”向教育部提交的《为了全体学生成功》的终结报告，强调英语和信息技术是法国青年必须掌握的两门技能。对于极其崇尚本民族语言的法国人来说，法语在国际地位上的日益衰退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而要接受英语、使用英语则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并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该报告首次明文倡导学习英语，但并不简单称呼为“英语”，而是定义为“国际交流的英语”。报告认为，“国际交流的英语”不再是诸多语言的一种，也不是某一特别有影响民族的语言，而是在科学、技术、贸易和旅游等领域中的国际交流语言。因此，学生必须要把掌握英语作为国际交流必备的一种基本能力。为使学生在义务教育之后能够真正掌握英语，委员会建议在小学3年级开始学习英语。

（三）鼓励学习汉语

近年来，“汉语热”在欧洲大陆持续升温，不少人对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兴趣也越来越浓。法国是西方汉学的发源地，其汉语教学历史悠久。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汉语讲坛，标志着汉学在西方的诞生。1843年，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第一个开设了现代汉语课。1913年，法国里昂高校有了第一个汉语系。1958年，西方国家的第一门中学汉语课诞生在法国蒙志农中学（Montgeron）。2002年，法国颁布了第一个《小学汉语教学大纲》。2006年，法国教育部长还专门就汉语教学举办过新闻发布会，这在其他西方国家可谓闻所未闻。据最新的统计数据，10年前学习汉语的法国中学生不到5，000人，而2009年9月份开学时，全法中学共有2.56万名学生学习汉语，再加上1.6万名大学生和约2，000名小学生，学习汉语的法国学生总数约为4.4万人。如今，汉语在法国教育外语科目中的排名已上升至第5位。

从法国不同时期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我们可以看出，法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始终是为确立和维护法语的国际地位服务的。根据法国政府制定的政策和策略，只有在多元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得到尊重时，法语才有前途。因此，法国政府极力倡导多语制。然而，由于法国长期以来以法语独尊，其法语的优越感使得政府制定的外语教育政策和实际的实施效果之间仍有很大的差距。

（《比较教育研究》2011年9月）

德国外语教育政策及其课程体系

王淑杰

一、德国外语教育政策下课程体系的构建

（一）以学生成长为核心的外语教育目标

德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为了学习者更好地使用语言进行交际，从而获得个人的终身发展。语言学习要基于有价值的、真实的目标，语言学习是为了成功地跨文化及跨语言交际，“一种语言，一个人”。德国中小学外语教学指南明确指出，语言学习是为了适应生活，外语教学的目的是促进学习者的独立成长，使他们能够应对终身学习的挑战，增强跨文化意识和加强跨文化的交际能力。在双语班，每一个加入双语教学班的学生在目标语国家都有一位笔友，他们在6年级时开始第一次通信，以便能较早获得在现实生活中用新学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外语学习过程本身就是消除文化障碍，促进相互了解的过程。正如德国联邦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主席在谈到德国学生学习汉语的目的时所说：“决定学习汉语的中小学生不只是去了解具有丰富文学和哲学传统的亚洲文化。其语言知识对于未来职业而言，可能就是一把打开在文化、经济或政治领域与中国交往的钥匙。”在教学内容上，德国外语教学提倡多文化教育的理念，外语教材也采用世界各国的背景、人物和主题等。

（二）独具特色的双语教学模式

1990年在欧共体委员会和欧洲文化合作委员会的第一次联合会议上，“双语国际教育德国模式”被推荐给欧洲各国。德国双语教学把外语作为其他学科内容的教学语言，外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以强化外语学习，重视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把外语从教学对象转变为教学工具，以直觉学习代替规则讲解，通过增加语言的输入量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德国双语教学源于1963年的《关于加强联邦德国和法国双边合作的协议》。为加强两国间的交往，德法双方都开设了德法两种语言的双语教学课程。

其他欧洲国家在实施双语教学时，只以一门外语作为教学语言，而德国的双语课已经不仅仅是德法、德英、德俄双语，还包括很多其他语种。多门双语教学可以增进学生欧洲背景下的跨文化理解力，为学生学业和就业提供更好的机会，更容易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能力。德国双语教学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内容学习和语言学习紧密联系。例如，历史课中法国大革命是用法语讲授，而英国早期的工业革命则用英语讲授。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会逐渐摒弃将外语作为一门学习科目的看法，而将其视为获得学问、见识和技能的媒介，并能用外语处理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德国的双语教学模式还为学生后续外语学习及能力发展铺垫了道路。比如，选择法语为双语教学媒介语的学生还将获得一个额外的文凭，以保证他们在任何一所法国大学注册时，可免去相应的法语测试。

（三）灵活多样的外语教师管理制度

德国的外语课程由所授外语为母语的教师、有相关学科课程执教资格的外籍教师和有执教资格的德国外语教师共同承担。德国的外语教师管理特色体现在教师培训和教师聘任等方面。德国非常注重教师培训，自1975年以来，完全中学“德语－法语双语教学”协会每年都在科隆（Cologne）举办培训课，每个州的教师都可以参加这些培训课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的外语教师培训加大了在职教师到目的语国家培训的力度，将外语教师在国外进行长期的教育培训作为一项重要目标。受培训的在职教师可以选择能胜任的一门双语课程，前提是至少要在那个目标语国家呆3个月，专门研究当地的双语教学，并且就这个地方的某个问题写一篇论文。联邦各州也都为双语教师提供了各种培训机会。以巴登符腾堡州为例，其培训计划由州文化、青年、体育部与培训学院共同合作完成。一个专门培训外语双语教师的“双语附加培训班”的录取条件是，学生必须掌握一门外语，并且是主修或辅修过一门学科课程的大学合格毕业生；此外，必须在目标语国家的停留时间不少于3个月。

德国的外语教师聘任制度也非常灵活。在德国大学中固定编制的外语师资很少，如柏林工业大学“现代语言中心”为外国留学生开设德语语言及文化等15门课程，固定编制的德语教师只有3人，外聘教师1人。其他语种的师资大多也是根据需要随时聘用，多数是外籍教师，他们的酬金视其任课的多少支付。这样学生可以学到地道的外语，学校也节约了开支。教学量过大时，学校还可挑选学外国语言学的高年级学生上辅导课。

二、德国多元外语教育政策的特征

（一）外语教育与社会发展同步

德国外语政策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适应社会发展，根据社会经济情况调整外语教育政策。开设德法双语教学主要出于德法伙伴关系的考虑，是政治的需要。而后来德英双语教学成为主流，则主要是考虑到英语在国际上的通用语地位。欧盟一体化以来，各个成员国之间日益密切的经济及人员往来，使得德国进一步调整了外语教育政策，扩大了外语语种的范围。除了英语、法语、俄语、拉丁语外，希腊语、意大利语、丹麦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等也成为外语课程中的选修语言。亚洲的经济崛起也改变了德国的外语课程结构，汉语、日语等亚洲语言的学习也在德国掀起了热潮。据统计，截至2007年，汉语在德国已规定为必修课，甚至是高中毕业的考试科目。

此外，根据地理位置、所邻国家不同，德国不同的学校还为学生提供学习相应的能适应本地发展的区域性语言。比如东部地区与波兰接壤，东部学校就开设波兰语课，西北部与丹麦接壤处的学校就开设丹麦语课。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发展方向是德国外语教育政策调整的风向标。语言经济学认为，语言既可作为一种工具以获取其他知识和技能而形成人力资本，也可以直接用来服务于社会，为国家与个人带来相对可观的效益。德国经济的强势发展不能不说正是得益于其外语教育政策的正确指引。

（二）民族文化和国际视野兼顾

语言对于德意志民族的意义是延续民族及国家文化的命脉，祖先语言之重要性是世间任何事项都不可比拟的。保持本民族语言的特色，就是促进本民族语言所体现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心理素质、行为规范、道德标准、价值取向、政治观念和文化传统的繁荣和发展。德国一方面积极争取德语在欧盟的地位，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中将德语作为官方语和工作语，确保德语在欧洲机构和组织中的地位；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境内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德国又为外来移民、劳工及其子女提供多渠道、多样式的德语学习课程，同时允许他们把母语作为第二语言。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把德国社会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作为教育的一种财富。这不仅有利于多元文化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改善德国与世界的关系，拓展经济贸易的空间。

德国高度重视发展国际合作，充分认识在全球化和欧洲联盟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教育欧洲化和国际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德国的未来在于创新，而创新的源泉在于跨越国界的国际合作。德国一方面在所有的教育领域促进外语教学，促使国民掌握两门外语，另一方面又扩大对外交往和合作，“德国教育与研究国际市场营销”的统一行动以及“德意志学术交流项目（DAAD）”不仅吸引留学生来德国学习，也为本国学生提供与所学目的语国家接触的机会。德国各大学也有国际交流项目，高年级学生都可以通过申请国家和各基金会的资助，到有关国家进行半年至1年的学习、实习和科研课题合作。2009年11月，题为《增长、教育、团结》的联合执政协议，进一步强调了“德国和平、自由、安全和福利的未来与欧洲和世界的政治发展不可分割”。

（三）学校课程体系与课外社会资源整合

2008年9月18日，欧盟委员会通过《语言多样性：欧洲的财富与共同的义务》，明确要求其成员国：重视并进一步开拓在正规教育体系之外学习掌握外语的途径。学校课程体系之外，德国的社会外语培训机构也非常完善。成人业余大学、文化中心的各种语言培训班和私人语言学校遍布德国各地。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类机构都是国家资助或监管的，并被统一纳入国家的语言教学体系之中。这一点和我国的社会外语教育、培训机构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德国的大多数大学并不开设外语院系，也不把外语作为必修课，这非但没有影响学生的外语学习兴趣和质量，反而使学生能更好地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和方式来学习。原因是各个院校设有语言中心向全校学生提供形式多样的外语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需求有选择地参加外语学习。语言中心配备有优质的语言实验室，学生可以有选择地享用丰富的学习资源。同时，各类培训机构课程设置灵活，收费低廉，大学生还可享受半价优惠，因而更受青睐。这些培训学校和课程是德国的国家外语教育体系中很重要的构成部分，是对学校课程体系的补充和完善，也分担了学校教育在课程资源及师资上的压力。

“德国联邦外语竞赛”也是德国整合经济界、学校和专业协会等社会资源，旨在加强中学生的外语学习，资助和鼓励特别有兴趣和能力的学生继续学好外语，推动和促进外语教学的一项举措。该项比赛已经连续举行30年，可谓历史悠久，规模庞大。自1985年以来，该项比赛一直由联邦德国总统担任名誉主席，政府大力支持，由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和德国科学资助者协会资助。该项赛事参赛选手的年龄从5岁到25岁，从小学低年级学生到社会各类培训班的学员都可以参加。1979年的首届比赛参赛学生只有133人，到2004年参赛人数已增至25，000人。仅以中学组为例，可以选择的语种就多达14种。这种高级别、高质量的外语竞赛已经成为德国外语教学及评价的一个部分，促进了学生外语学习的兴趣，提高了他们的外语学习能力。

21世纪欧洲语言政策的核心是欧盟公民民主权利教育和促进社会融合，致力于个人多语能力的终身发展。多元背景下德国的外语教育政策是一个连贯的、完整的体系，它确保了个人多元化语言能力的和谐发展。德国的外语教育政策与其国家乃至世界的经济、政治、科技发展同步。首先，欧洲一体化及全球化进程的发展都影响着德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修改和补充。其次，经济因素影响外语语种的选择。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势地位，使英语成为学习人数最多的语种；而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带来了发展机会，也促使这些国家的语言在德国“人气兴旺”。最后，科技因素改变外语教学方式。音像设备和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不断在外语教学中得到应用，不仅促进了德国外语教学手段和学习方法的革新，而且也必将影响德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未来走向。

（《比较教育研究》2011年9月）

美国高校外语教育改革

胡慧勇

一、背景

“九一一”恐怖袭击对美国内政外交影响巨大，致使其高校外语教育也深感面临挑战。之后，随着美阿、美伊战争的爆发和发展，众多有识之士意识到美国正处于“语言赤贫”(nation's language deficit)危机之中。很多新闻记者认为美国既不能理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不能与外界进行有效的交流。由此，人们认识到美国高校外语教育培养目标短视，外语系师资权力结构失衡，一些重要外语学科合格教师匮乏，外语教师培养计划存在缺陷。为扭转这种局面，美国高等院校外语教育必须改变其狭隘的外语培养模式，均衡外语系权力结构，构建合格、协作的外语师资队伍。为此，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肩负起改革美国外语教育的重任，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明确美国高校外语教育存在的问题，并且发文动议，指明改革的方向。

二、改革

作为北美最大的学术组织，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以下简称“美语协”)是美国、加拿大所有从事语言、文学和文化教学教师的代表机构。从2000年起，它就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以加强外语教育，并在政府和国际教育领域提升“美语协”在语言教育政策决策中的地位。随着地缘政治事件的不断爆发和升级，语言和语言赤贫危机不断进入新闻报道和公众视野，外语教育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

2004年春“美语协”成立外国语言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语委会”)，任命“美语协”前任主席、纽约大学的Mary Louise Pratt女士为“语委会”主任。“语委会”的任务就是从高校外语教育政策、科研、组织结构、课程大纲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入手，制订外语和文化教育改革进程表，获得“美语协”及其成员的支持并加快实施该进程表，以应对国家安全危机。为得到高等教育界的积极响应，同时得到更多渠道的公共经费投入，“美语协”执委会任命了具有不同背景的“语委会”成员。从外语语种看，有来自如西班牙、法语和德语等传统外语学科的专家，也有来自如汉语和阿拉伯语非欧语系的权威人士;从部门看，有来自四年制本科学院的教授，有来自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有的成员还与政府、基金会有密切联系。2006年“语委会”向“美语协”执委会递交了一份正式报告，“美语协”执委会在报告基础上撰写了具有指导作用的意见书——“外国语言和高等教育:新环境下的新构建”，并于2007年5月将其公之于众。2008年“语委会”在“美语协”的权威会刊《现代语言期刊》(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上发表了建议书——“重塑大学和学院英语系”，进一步阐述了美国外语教育改革的具体思路。

首先，“语委会”建议“美语协”筹措资金，对目前美国不同类型高校语言系的课程设计(programming)进行大规模调研，并建立示范专业(model programs)和示范课程体系(curricula)网上数据库，使之成为最先进的、为不同层次语言系科教师服务的可靠资源。其次，建议“美语协”负责为美国大学和学院的外语教育创建合作网络，因为外语教学界交流缺乏，致使业内信任匮乏。比如在国际关系专业中，人文方向的语言学习和文学课程有时被认为过于狭隘且不实用;而人文学者则认为区域研究专业对语言学习缺乏足够的重视。为此，“语委会”选择了近40个政府机构、研究团体、学术协会和高等院校，希望它们共同合作，在制订高校外语教育改革计划上有所作为。第三，为了在国家语言教育政策辩论中占据主动，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持有统一、高效和强劲的主张，并能够在美国各州和华盛顿得以表达。以当时的情况看，美国联邦政府内只有两个小规模的游说团体:国家联合语言委员会———语言与国际关系研究理事会和国家人文学科联盟;而在州一级政府中，没有任何系统的语言权益主张组织。因此，高等教育机构在国家语言教育政策辩论中的声音比较微弱。最后一个建议，也许是最让人感兴趣的建议，就是对美国大学和学院的外语系进行重塑，对其课程体系进行重构。“语委会”措辞严厉，重申报告观点，指出“如果外语系要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有所作为，或者作为一个自主性机构生存下去的话，彻底的变革是必需的，任何其他选择都不能接受，尤其是课程体系的完整性和外语系的管理模式方面的改革至关重要”。

美国大学外语本科课程培养方案通常由两到三年的语言课程加上后期一到两年的文学科目组成。两类课程相互隔离，缺乏协同与合作，这也直接导致了美国外语系师资的隔膜和分化，于是非终身教职的语言教师“人微言轻”，而终身教职的文学教师“位高权重”。这种现象虽然在四年制本科院校中并不突出，但在研究型大学却相当普遍，而大量外语专业学生和外语系师资均来自研究型大学。这种严格的等级体系给语言教师带来了巨大的沮丧，当然他们的对立情绪绝不是针对文学研究本身，而是针对代表文学研究的组织结构，因为它们垄断了高年级课程设置权，贬低了语言教学的价值，阻碍了语言课程和内容课程四年一贯制的统一发展。

很明显，这种二元课程设置已经不能满足美国的外交战略和国土安全需要，也不能满足社会对外语教育的普遍期待，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目的就是以严肃的态度贯彻教育目标:在统一、协作的新组织结构中，让人文学科的理想重拾活力。

三、目标

在“外国语言和高等教育:新环境下的新建构”意见书的一系列分析和建议中，作为外语专业培养目标而提出的“跨语言跨文化能力”同样振聋发聩。具体而言，外语专业的学生能利用所学知识和能力，用目标语和受过教育的母语者进行交流;能通过外语和外语文化认识世界和自我;作为外语社会的成员理解目标语使用者，同时作为美国人知晓他们;学会和不说英语的同胞相互联系等。这种外语教育系统地反映出美国英语和目标语在语言、思维和世界观上的差异。因此，要广泛利用文学作品、电影和其他媒介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促使他们思考不同的观点、情感和理解方式。在教授学生获取功能性语言能力的过程中，要帮助他们提高语言批判意识、口译和笔译能力、历史和政治觉悟、社会敏感性和审美辨别力;掌握目标语所承载的社会、文学、历史和地理知识;培养学生理解和翻译目标语电台、电视和纸质媒体信息的能力，并使学生能够运用目标语及其所设定的规范进行科学研究。与传统的培养目标，即培养学生具有母语者熟练的语言能力相比，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四、途径

为了保证上述改革目标实现，课程改革是中心，即必须构建统一的课程体系，把语言学习放置在文化、历史、地理和跨文化的框架中进行，在语言学习的每一个阶段整合社会历史知识和跨文化思维意识。课程结构要围绕清晰、有原则的教育目的构建。如果“在每一个阶段，寓文化学习于课程教学之中，且高年级课程一方面涵盖更多的学科知识，另一方面能提高学生更高层次的语言能力，更多的学生就会选择外语专业继续学习”。这就要求高年级教师把语言学习的目标注入自己的课程体系，改变重内容传授、轻语言辅导的传统，并且和教授低年级语言课程的同事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处理语言教学的延续性和衔接性问题。

重塑的课程结构对外语系科研方法和科研计划的影响是深刻的。文学虽然还是外语学者重要的试金石，但是新的教学方式改变了其研究的范式，扩展了人文研究的范围。外语系的教师可以在文化历史、社会活动、表现艺术、哲学、流行文化和大众媒体等领域进行研究活动。利用这些学者在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可以开发出始终连贯且富有创造性的课程体系，使其充满活力，蕴含深度。总之，新的课程体系要克服语言和内容的分化，保证语言以内容为载体而学习，内容作为语言材料而传授。

虽然课程结构改革能够改变语言与文学二元结构所造成的师资分化和结构失衡问题，但是改革离不开师资队伍的重建。师资队伍不仅包括终身教职系列的教师，也应包括语言学、文学和教学法等学科领域的临时雇员;外语系应该不断加大引进其他学科领域、受过专业训练的教师，这些领域包括大众媒体、区域研究、表演艺术、影视、宗教和艺术史等;外语系和其他院系或其他专业也可以联合选聘合适的专业教师。除此之外，有时在教育系里任职的语言学家和语言习得专家在外语系里也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能够给外语系开设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和话语分析等课程，这样对语言本身的思考会一直伴随语言学习。外语系还应该聘用地区性语言学家，他们不仅能教授某一特定语言，还能教授诸如语言和认知、语言和权力、二语现象、语言和身份、叙事原理、语言和神话以及语言和想象等课程。这些课程会吸引大量的生源，降低外语系被孤立化和边缘化的危险。另外，要招聘合格的语言外教。目前从事语言教学的外教往往只有课堂教学经验，没有接受过一定的专业内容教育，英语水平也有所欠缺，这种现象在一些经费充足的大学也难以避免。

具备了教师的多元化，其余需要的就是团队的合作努力。美国大学和学院外语系最大的一个制度性弱点就是外语系没有给教师提供参与的机会，因此外语系应该为他们搭建交流和合作的平台。

“语委会”还列出了改革中另外5个需重点考虑和解决的问题:第一，为“传承语使用者”制定语言培训计划，从而服务社区，增加外语种类，培养有潜力的学生进入研究生院。第二，制订高级语言课程计划，以满足留学回国的语言学习者的学习需要。第三，提升口译和笔译课程或培训计划的重要性。这些课程能够提供培养“跨语言跨文化能力”的理想学习语境，但却徘徊在主流课程体系之外，并且导致了笔译和口译人才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反常现象。第四，加强制定学生去目标语国家学习的计划。第五，举办学术论坛，促进语言教师相互交流、探讨，以提升教学和科研水平。

可见，美国高校这次外语专业改革是一次全方位、彻底的变革，它涉及外语专业的教育政策、科学研究、组织结构、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以及师资建设等领域。改革虽然受到全美大学外语学界的一致欢迎，但是对于改革中的文化转向、师资建设、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等问题，不同学者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和理论廓清，其中也不乏学者对意见书中的某些观点表示怀疑和担忧。

五、观点

（一）文化转向

美国大学外语专业改革不仅仅是对外语系的反思和重组，实质上是对外语学科本身的重新认识。外语界有必要认真思考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特别是某种语言和与之相对应的文化的关系。外语专业要认清某一特定语言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是如何履行自身功能的，确立语言和文化唇齿相依的观点，而且在课程设置上，要得到外语系里有特权的文学教师的完全认同。

另外，“跨语言跨文化能力”指代一系列理论模式，需要对其加以诠释。目前文化学习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继续把文学作为语言和文化的主要和特有媒介，那样的话，“跨语言跨文化能力”听起来就十分空洞;二是草率地把人类学和社会学范式的文化研究纳入外语专业范畴，使外语专业沦为英语系和文化研究系的附庸。意见书主张文化学习应该基于更加宽泛多样的人类学知识，而文学只是文化的一种元素。即使如格尔兹所言“文学即文化”，文学工作者也要回答为什么文学和外语专业学习相互关联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认为语言、文学和文化应该同时教授，而且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外，它们是否该彼此同族”。另外，20世纪90年代基于文化人类学的文化转向总体上并没有把语言作为其主要的研究目标，未能考虑文学文本和文化语境的主要关联原则，因而是失败的。

（二）师资建设

对外语系管理结构、课程结构的变革始终和师资建设密不可分，但是意见书没有清楚地说明如何实质性改变外语教授的专业素养和学术素养问题，从而很难实现“跨语言跨文化能力”的培养目标。对于研究型外语专业而言，现有外语系的文学教授们缺少必要的专业知识来有效地改进课堂教学效果，因此目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培训外语师资(主要是终身教职系列师资)的教学能力。如果语言教学在研究型外语专业仍然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比如总是由最没有经验或者评价最一般的教师进行课堂教学，那么整个外语界在各个层面上对教学提供激励机制的机会将十分有限。这里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能成为一名外语专业教授，他们必须具备哪些专业背景?如果不能正确合理地回答这个问题，即不能确定外语专业教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素养，并且无法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改革注定要失败。

20世纪90年代外语教学文化转向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能建立一个合理清晰的框架，以相互促进的方式涵盖外语系的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结果教学输给了科研”。虽然意见书提到了教学的中心问题，但是其解决方案却值得商榷。其中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外语系应雇佣地区研究、大众媒介、表演艺术、电影、宗教和艺术史等领域的专业人才。然而，如果这些不同学科的专业教师对语言教学不持统一的观点和态度，原有的教学和科研分化现象只会越来越严重，而不会产生意见书所期待的结果。

要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必须确立外语学科在教学和科研上的中心任务，那就是“立足于语言教学课程”。这里的语言教学指对语言的教授和语言的研究，即“从美学、文化学、语言学和社会等角度教授和研究运用中的语言这一以言行事的符号系统”。换言之，外语教授必须具有语言教学和语言研究的专业素养，而不仅仅具有文学、文化或其他领域的科研能力，这实际上是对目前美国外语界重科研轻教学以及教授专业素养单一化现象的纠正。

（三）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是每一个专业运转的标杆，课程结构、师资队伍和组织结构都围绕其构建。对于意见书提到的外语专业培养目标即“跨语言跨文化能力”培养，学者们几乎一致赞同。尽管有些大学或学院的外语系一直在强调外语专业教学质量的提高，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意见书所提出的要求。例如，汉语教学一直和汉语文化研究分离，学生学习汉语仅仅是为学习中国历史、文学、哲学和社会铺路，同样汉语教学方法也凸显其工具性。美国高校外语教育历来有培养多文化意识的传统，但是多数学生认为目前外语专业没能提供这种教育，于是很多学生转向地区研究等专业，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就遇到了外语专业受到冷遇的情况。虽然意见书和报告都没有对“跨语言跨文化能力”做出更加具体的界定，但是它系统地反映了外语教育强调母语和目标语在意义、思维和世界观上的差异，和近些年来学界的呼声相一致。跨语言跨文化概念已经超出了目前外语教育所倡导的培养“交际能力”的范畴，因为交际能力首先强调的是语言能力的习得，而常常忽略语言在构建文化产品和社会观点中的特殊作用。实际上十多年前Seidl就呼吁，交际能力的培养要重视基于语言分析的多视角文化学习，那就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学习者以“异族者视角”观察自己所处的环境，而且使他们在另一种文化中作为“异族圈内人”拥有足够的自信。鼓励学习者模仿外国语文化并不明智，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激励他们灵活采用不同的视角或观点。

（四）课程体系

专业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课程体系的确立，也就是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而对目前外语专业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必须依赖于外语专业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教学科研人员的通力合作，因此外语系内部甚至是系部之间的团队合作尤为重要。首先，通过研读相关文献认识专业负责人、课程协调员、留学和外语学习以及学习档案的角色或作用;其次，了解目前人们对语言专业的认识，以问卷调查形式搜集总体专业目标和分级目标的准备知识、现有课程内容和语言训练的关联性等问题的数据，以供交流;最后，根据外语专业的历史和现状，处理好学生学习的延续性和课程内容等重要教学核心问题。

意见书认为外语专业课程应该是相互补充、相互联系的系列结构，它们能够在每一个层次上整合专业内容和跨文化思维，这里的关键词是“相互补充”、“相互联系”、“每一个层次”、“整合”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长远目标”。为实现意见书所设定的“跨语言跨文化能力”这个目标，所有课程必须在横向和纵向上相互联系，相互补充;通过整合，使文学和文化内容均融入一至四年级所有语言课程。以汉语教学为例，针对初学者和传承语习得者的不同起点，卡内基梅隆大学分别提供两种不同的课程模块，这些课程均有不同的学习重点，如汉语言理解能力、中国历史和哲学的一般感悟性、阅读能力、汉语言结构、汉语现代文化和历史传统、中西比较、古汉语特点以及现当代和古汉语运用、历史语境中对中国社会及文化问题合乎逻辑的分析和综合能力等。

（五）教学结构

对于意见书和报告中多次提到的语言教师和文学教授的隔膜和分化问题，通过课程体系、教授资质和教师培养等方面的改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针对研究型大学外语专业，Schechtman和Koser提出建设教学梯队的设想，即构建一个由语言教师、研究生、专业教授组成的三级梯队。具体的教学组织形式是，全职教授参与低年级语言课教学，对语言课程中的文化、历史、政治和文学等现象提供分析手段，而语言教师也参与高年级课程教学，从而使学生能继续提高语言能力，增强语言思维感受。这种模式能改变交际教学的缺陷，并使外语专业研究生理解语言教学能力的价值，而且让本科生一开始(而不是到高年级)就接触专业教授。当然，让专业教授开展起始阶段和中级水平的课程教学，也能促使他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并设定教学目标，理解学生在学习高级课程之前的学业期望。

卡内基梅隆大学则以教师的职称名谓为出发点改变教学结构2003年经过激烈的讨论和慎重的思考，学校决定把语言教师的职称名谓即高级讲师和首席讲师改为教学副教授和教学教授。虽然名称更改并没有改变原有的收入分配方案和师资结构，但是它促使人们去讨论和思考，明晰或者重新定义对这些教学人员的评价程序和工作期待。值得一提的是，卡内基梅隆大学赋予教学系列的教师参与课程设计和整个专业培养计划制订的权利。

六、结语

在过去40多年里，美国高校外语教育一直处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危机之中，然而这次挑战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峻。因此，美国高校外语教育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任务的完成需要方方面面人员的参与和配合。这些人员涉及外语系教师和外语系负责人、院长和更高一级的学校管理阶层，甚至还有提供办学资金的政府机构和个人团体，由此可见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另外，“美语协”在这次改革中的作用也让人期待。作为一个学术机构，“美语协”是否有足够的影响力动员其他语言学术机构、其他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以及整个教育界推动实施这项宏大的改革计划?“美语协”是否拥有提供教师发展机会的机制，并且能够说服外语系教授和从事文化文学研究的学者移交他们的特权?“美语协”是否有足够的资源从理论上支撑、从实践上计划并实施改革，逐步改变高等外语教育?最后，“美语协”的领导阶层和改革的主要相关人员是否有决心，甚至是有意愿进行这次改革。所以，美国外语院系的重塑工作不会一帆风顺。但是，正如“语委会”建议书的结束语所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变革，意欲何为”。

（《外语界》2011年3月）

高校经费来源多样化研究

大学捐赠基金投资的困境和优化路径

李洁

一、大学捐赠基金的投资责任

大学捐赠基金是公益基金的一种,是指法律认可的面向大学提供的捐赠资产总和。公益机构通过投资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是众所周知的国际惯例。由于资金来源的特殊性,大学捐赠基金的投资体现出其独有的特点。可以将大学捐赠基金的投资责任分为三个领域,以体现其在不同层次上的递进关系。

第一层是大学捐赠基金投资的基本责任即经济责任,体现为获利性,具体表现为大学需要积极关注资本市场的发展动向,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投资工具,制定科学合理的投资计划,在控制风险的条件下,发挥货币的时间价值和派生能力,使学校的捐赠资金实现保值增值。

第二层责任是大学捐赠基金投资的中级责任即组织责任,涉及到外部的政策法规履行职责以及组织内部的管理职责。首先,大学捐赠基金的投资运作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律的规定,履行其法律责任。与此同时,捐赠基金的投资运作又为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提供了实践依据。此外,要有一个高效的捐赠基金管理组织。

第三层是大学捐赠基金的高级责任即发展责任。捐赠基金是为大学服务的,其投资运作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大学更好的发展。耶鲁大学著名的基金管理人大卫·史文森曾说,通常对于一个机构而言,平庸和出众之间的差别就在于那部分只有捐赠基金才能创造的有保证的资金实力。国外的一流大学,包括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它们在捐赠基金管理领域也往往处于领先地位,这种领先地位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大学本身,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整个社会因为那部分能够推动机构追求卓越的关键资金力量而依赖捐赠基金,更加鼓舞了人们投身大学捐赠的热情,从而形成一个大学与社会互动发展的良性循环,为大学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我国大学捐赠基金投资运作的现实困境

对捐赠基金进行投资运作的思想最初来源于如何使捐赠资金不受市场因素的影响而保持长久的购买力。从长远来看,接受的捐赠资金如果没有专业机构进行有效运作,就有可能受通货膨胀等市场因素的影响,导致大学利益受损。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的颁布对基金会投资的合法性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取消了以往对基金会开展投资和经营活动的诸多限制,允许基金会自主投资,将大学捐赠基金的运作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捐赠基金的投资绩效与经济形势有很大的关系。当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金融

形势不容乐观,高校资金安全也会受到波及。虽然我国大学捐赠基金的投资运作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面临着诸多困境。

(一)捐赠基金整体规模较小,投资规模效应难以显现

美国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往往拥有庞大的基金池,而我国大学的捐赠规模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现实中,我国仅有少数高校如清华、北大这类教育基金会发展较快,其他大部分高校都较少进行市场投资运作。此外,由于捐赠基金规模较小,无法进行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抗风险能力较弱。

(二)捐赠基金管理组织结构较为落后,基金运作权责不明

总体而言,我国大学基金会的组织结构可分为三种模式:直线—职能制组织结构模式、项目组制组织结构模式以及事业部制组织结构模式。虽然这三种模式各有其特点,但基本形态有相似之处。基金会对外作为独立法人,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对内则作为学校的一个职能机构,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这必然带来两个结果:其一,基金会面临民政部门和学校的双重管理,其独立性受到行政主管部门过多的影响,不利于保持其应有的活力。其二,由于基金会属于学校职能机构,所以在人事管理上受学校约束太多,人员编制不可能非常大,而且不能提供优越的报酬吸引优秀的人才参与专业化管理。

(三)缺少专业性的理财队伍

由于我国多年实行的是计划性教育投资体制,大学的财务运行一直与市场机制保持隔绝状态,缺乏专业的资金运作人员。国内大学基金会大部分投资乏术,除了增值渠道的狭窄使基金会难以获得理想的收益外,还与目前基金会的管理体制和理财能力有很大关系。很多基金会没有建立专业的理财队伍,管理层还没有走向职业化和专业化。因此,完善我国大学基金会管理体制,建立专业的理财队伍迫在眉睫。

(四)捐赠基金的投资监管不力

在投资决策不是由一个专业的团队、仅靠个人来决定的情况下,如果缺乏相应的制约和监督,将会给捐赠基金带来巨大的损失。目前我国大学在基金投资决策机制上还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和漏洞,需进一步加强大学捐赠基金投资的监管力度,完善捐赠基金投资决策体系。

(五)投资环境有待优化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资本市场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上市公司监管不力,投资市场的规范程度以及诚信程度不够,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大学捐赠基金的投资渠道。

三、大学捐赠基金优化投资的实现路径

基于上述大学捐赠基金投资中的投资责任和现实困境,我们应当把大学捐赠基金的投资运行纳入系统范畴,从投资准备阶段,投资实施阶段再到投资评估阶段,确保大学捐赠基金的投资在合理规划、有效执行、科学评估下安全高效地运行,并努力为大学捐赠基金的投资运行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而完成大学捐赠基金投资责任,实现大学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确立先进的筹资理念,实现大学筹款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开发的转变

大学捐赠基金的筹集与开发是基金投资顺利实施的基础,没有一定量的资金积累,大学捐赠基金的投资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基金的投资收益也无从谈起。从非营利组织募捐来看,其理念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生产导向阶段、销售导向阶段、战略营销导向阶段和顾客导向阶段。前三种募款理念都是以组织为中心点出发,忽略了顾客(捐赠者)的想法,使最终的结果并不如预期的理想。就目前我国大学捐赠基金的筹集情况来看,大多还停留在被动接受的阶段,主动筹资的意识和水平都有待提高。大学在不断提高自身整体实力的同时,还应积极主动出击,重视捐赠者的需求满足,更多地站在捐赠方的角度设计筹款项目,当好大学和捐赠者之间的沟通者,架起大学和捐赠者之间的桥梁。同时也通过募款活动中的情感沟通,培养新的潜在捐赠人,增加大学捐赠资金的积累,为大学捐赠基金的投资运作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优化大学捐赠基金组织结构,构建适合我国大学捐赠基金发展的投资运作体系

大学捐赠基金管理组织的合理设置对捐赠基金的投资运作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大学捐赠基金的特殊性,要求有关资金投资的决定是在一个健全的组织团队中做出,并由理财专家来选择方向并判断风险,做出最优化的投资决策。

国外很多大学都成立了专门的管理公司来负责捐赠资金的投资和运作。以哈佛大学为例,哈佛基金管理公司(HMC)是直属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管理机构,负责捐赠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公司通过专业化运作来制定一系列的投资和分配政策,保证众多流动的基金能够持续稳定地为学校的正常运转提供资金支持。在1999—2008这10年间,哈佛捐赠基金的年平均收益率为13.8%,超过同期9.5%的基准收益利率和大型捐赠基金6.1%平均年收益率。虽然此次金融危机使哈佛的捐赠基金受到重创,但其基金仍然有260亿，超过耶鲁大学。这与哈佛大学庞大的捐赠基金规模和完善的基金管理体系是分不开的。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相信哈佛大学会很快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获得更大的发展。

目前我国的大学捐赠基金管理机构(如高校基金会)对外虽然是独立法人,但对内却附属于学校行政机构,采取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这与当前基金运作市场化的趋势是不相符的。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大学捐赠基金管理中的经验,构建适合我国大学捐赠基金管理组织结构。在保证捐赠基金投资责任的前提下,赋予机构更多的自主权,变直线型的行政管理模式为矩阵式的组织结构模式,采用项目管理的方式,集中不同专长的人才共同完成捐赠基金的投资目标。

(三)制定灵活合理的捐赠基金投资策略,提高大学捐赠基金投资运作能力

由于大学捐赠基金组织与普通的投资机构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在投资策略上也表现出较大的不同。针对我国目前基金市场不够成熟,投资环境不是很优越的状况,大学捐赠基金应参考不同运作方式的优缺点,根据基金会的人员素质和基金规模选择适合本校的运作类型,并力争做到三个方面的有效结合,实现捐赠基金的优化运作。

一是公益性与效益性的结合。捐赠基金组织作为大学捐赠资产的管理机构,必须体现其公益性,这也是彰显机构公正、公平的性质与宗旨所在。因此,大学捐赠基金应当在保证公益支出的前提下,实现基金投资的效益性。这种效益不仅仅是经济效益,还包含社会效益。

二是稳定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大学捐赠基金组织作为机构投资者,其投资理念应不同于资本市场上的投机,而是更为理性和稳健的投资,通过有效的规章制度的建立保证投资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基金运行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是相对的,当基金的运行环境、经营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可以在周密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大会决议的方式对基金的投资策略进行灵活调整。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美国多所大学都采取积极措施调整投资战略。哈佛捐赠基金在2009年年报中表示,哈佛将调整资产配置战略和内部投资结构,转让或放弃净投资比例尚未超过5%的私募基金投资,将承诺投资总额从110亿美元降至80亿美元;裁员25%以降低人力资本支出; 2009年,将现金比例从2008年的-5%提高到了-3%,预计2010年将提高到2%。

三是长短期投资的结合。捐赠基金的投资应注意投资时机的选择,加强基金会资金收入和支出的计划性,以便各项投资长短期限的合理搭配,从而提高资金运作效益,同时制定恰当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基金的受托管理人能够按照委托人的利益目标进行投资。

(四)完善大学财务信息披露制度和捐赠基金投资监督问责机制,增强捐赠基金组织的公信力

要真正对大学捐赠基金做到管好、用好、经营好,必须强调‘规范’二字。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里贾纳·E·赫茨琳杰指出,由于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缺少商业领域中的强制性责任机制,因此,需要有一定的规则对其加以监督,以帮助它们高效益、高效率和负责任地完成自己的社会使命。从国外大学捐赠基金的成功经验看,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对于捐赠事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保护捐赠主体和利益相关人参与管理的必不可少的机制。大学作为自主办学主体对捐赠主体承担受托责任,有责任将接受委托的使用情况提供给利益相关者。我国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依照章程从事公益活动,应当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为了保证大学捐赠基金管理的规范、公开、透明,捐赠基金组织应遵循真实、充分和及时的原则实施财务信息披露制度。披露的信息包括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年度收支和帐目明细、办公费用、基金会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向、方式和使用进度等情况。

此外,三位一体的监督问责机制的建立也是提高组织公信力,实现捐赠基金投资责任的重要途径。一是来自政府的问责机制。在捐赠基金投资过程中,政府应当作为一个公平严格的裁判,在创造有利于竞争和创新环境的同时,还应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对捐赠基金管理机构进行制度上的监管。二是来自社会的问责机制,应成立独立于政府的第三方评估机构,通过监察向公众提供高校捐赠管理机构的相关信息,利用来自民间社会的压力实现对捐赠基金组织的有效约束,包括审计通报制度、新闻舆论监督以及社会公众监督等。三是捐赠基金组织的自我监督。这种问责,可以通过完善组织自身的结构来体现,如划分董事会和执行人之间的责任,制定工作人员行为准则等。

（《江苏高教》2010年5月）

美国大学校友捐赠长盛不衰的组织要素考察

张继华

一、美国大学校友捐赠的组织内部要素

美国大学校友的捐赠与健全的校友组织机构、明确的组织职责、以情感为核心的组织文化和科学的组织策略等内部诸要素的功能作用及联系密切相关。

（一）健全的组织机构

美国大学校友会组织机构分为两个层次，即校友董事会和校友专门委员会（或校友委员会）。校友董事会是校友会的立法和决策机构，有权制定各项政策，为校友会组织制定必要的议事日程和规章制度等，主要负责指导所有的校友会活动。董事会规模少则十几人，多则几百人，董事会成员都是专业人士，是管理、市场和战略规划等方面的专家。校友专门委员会是校友董事会下设负责校友会具体工作的专门组织机构，各大学校友专门委员会的名称虽不尽相同，但基本职责相同，主要负责校友会的具体工作。例如，博文格林大学校友会设有校友董事会和校友专门委员会两级校友管理组织。校友董事会下设了10个专门委员会，即顾问委员会、计划/服务委员会、财务审查委员会、市场委员会、校友会发展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战略规划委员会、大学关系委员会、奖学金/校友奖励委员会、提名任命委员会。斯坦福大学校友会更是组织机构庞大，校友董事会下设校友联络部、战略项目部、商业和财务部、校友服务中心、校友教育联络处、校友班级联络处、校友地区项目处、校友学生项目处、校友志愿者处、设备和运行处、人力资源处、市场和联络处、旅游和野营处、校友期刊部等。

美国大学校友专门委员会的设置，清晰地标志出美国大学的校友工作从战略规划到执行、从财务审查到项目运行，从校友联络、校友服务到校友捐赠都有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已形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校友工作与捐赠的运作系统，有效推动了校友捐赠从自发走向自觉，从零散走向规模，从间断走向持续。由此可见，健全的校友组织机构是美国大学校友捐赠长盛不衰的基础性要素。

（二）明确的组织职责

明确的组织职责确保了校友工作与捐赠系统的顺畅运作。首先，美国大学校友会的基本职责明确，一般包括：发动校友为母校捐赠、建立校友关系网为在校生提供各种职业机会、为母校招募优秀生源三大职责。其次，美国大学校友会的两级组织机构，即校友董事会和校友专门委员会的分工清晰、职责明确。

其中，校友专门委员会负责校友会具体工作的实施，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具体、明确。如执行委员会的职责是代表董事会执行、处理各种日常事务，处理一些紧急情况，并及时向董事会汇报情况；提名委员会的职责是通过认证、招募、提名学校董事会候选人，为校友董事会任命主要官员，决定其组成；计划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统筹安排校友董事会的活动和计划；招生、市场委员会，与院校入学招生部门密切合作以认证、培养有潜力的学生；职业指导委员会负责召集校友参与学校活动，请校友们向在校生讲授有关他们专业或工作领域的问题，并向在校生传授一些社会经验；发展委员会负责通过各种方式鼓励校友向母校捐赠，或通过其他方式给母校带来稳定的财政收入；财政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督、检查校友会的财务问题。

以哈佛校友组织部门为例，该部门主要有以下6个方面工作，校友教育、国际校友事务、校友聚会、班级通讯办公室、俱乐部和兴趣小组、旅游项目。负责这些工作的人员一共31名，虽然有一身兼两职的现象，但他们都有明确的分工，每个岗位的职责都很明确。

美国大学明确、清晰的校友组织职责，把校友资源开发、校友服务和校友捐赠行为的激励与引导、捐赠资金的筹集与使用等工作都分工到部门，责任到个人，确保了校友组织功能的发挥，全面推进了校友工作与捐赠的持续发展。由此可见，明确的组织职责是美国大学校友捐赠长盛不衰的保障性要素。

（三）以情感为核心的组织文化

美国大学校友组织在2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以情感为核心的校友组织文化，这种组织文化深刻地影响着组织的价值取向、工作目标确立和行为方式。而且，也正是这种组织文化，促动和持续了校友的捐赠需要与捐赠行为。

首先，在美国，无论公立大学是私立大学，校友管理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组织目标的定位上，即“为母校和校友全方位服务”，并力争“双赢”。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友会目标是“在支持学校的同时，服务于学校和校友”；戴维斯加州大学校友会目标是“提高和促进大学和她的校友们的利益与福利”；哈佛大学校友会目标则是“提高大学的福利，在大学和她的校友之间建立一个互利的合作关系”。由此可见，美国大学校友会组织的工作目标承载了大学对校友的情感，也体现了校友组织工作的价值理念。

其次，美国大学以情感为核心的校友组织文化体现在为校友提供多元的服务项目。例如，组织毕业后五年和十年返校聚会、校庆活动、评选杰出校友给予奖励、开发校友信用卡、开展校友子女受益活动、为校友提供职业规划服务、组织校友国内外旅游、编辑校友通讯和设计校友网站等。这些活动和服务项目既满足了校友关心母校发展、联络校友的情感需要，同时也创造了校友为母校发展捐款的机会。因此，每次校友聚会活动地获得数额不等的捐赠。哈佛大学1938年毕业的校友在1988年举行的毕业60周年同学聚会，其参加率高达92%，而且创下了集资新记录；1973届校友以1,684,567美元的募集金额名列当年各届校友之冠。

最后，美国大学以情感为核心的校友组织文化体现在为校友提供延展性的服务和支持。所谓延展性的服务和支持是指为校友及其家属提供的继续教育、子女就读大学的优先权、校友创业的资金支持等。

美国大学以情感为核心的组织文化，强化了校友组织功能、组织职责，深化了校友的母校情结，营造了支持校友捐赠的心理环境。由此可见，以情感为核心的组织文化是美国大学校友捐赠长盛不衰的心理要素。

（四）科学的组织策略

美国大学的组织在培养校友捐赠者、激发校友捐赠行为，保持长盛不衰的校友捐赠实力过程中，开发了科学的组织策略。

1、注重未来捐赠者的培养

未来捐赠者是指在校生和刚刚参加工作尚未有捐赠能力的校友。美国大学从校长到校友会工作人员，无不注重对未来捐赠者的培养。尽管大学筹资机构有专门的筹资人员和筹资顾问，校长在筹资中的角色还是不能忽视的。从校长层面考察，美国大学的校长将校友工作视为主要任务之一，把校友作为学校发展工作视为主要任务之一，把校友作为学校发展工作的最重要资源，是在建立并培养与捐赠者的关系上。为此，美国很多大学校长都把学生当成自己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十分重视与学生的交流。另外，很多大学还利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校庆日等重大节目开展象征性的捐赠活动，培养未来捐赠者的捐赠意识。从校友会工作观察，美国大学校友会把帮助毕业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和联系就业作为自己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对于刚刚参加革命生涯捐赠能力的校友，校友会同样给予高度重视和关心，为他们创业提供指导和资金支持，使校友时时感到母校的关怀和支持。他们未来成功后饮水思源，为母校捐赠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2、与校友保持互惠共生关系和密切联系

“维持与捐赠者的关系是捐赠成功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对于具有大额捐赠潜能者和大额捐赠者，保持与他们的互惠共生关系和密切联系更显得非常重要。例如，哈佛大学筹资成功的秘诀就是保持与校友，特别是与那些富有的、出身名门的校友的联络，发展友好关系。所谓互惠共生关系，是指学校不仅仅向校友募捐，而且也要为校友发展持续地提供支持。只有在校友不断获得发展的前提下，才能有不断捐献的实力和可能。大学通过校友会为校友提供继续教育服务、与校友合作研究、为校友提供奖学金等，使他们源源不断创造经济财富，从而使得他们不仅“有心”，而且“有力”回馈母校。学校对校友这种持续培养的方式使得大学与校友之间的关系不会因为学生的毕业而结束，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与加深。正如校长麦克罗在昆士兰大学演讲时所言：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一个特色是发展大学与校友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会在学生毕业时结束，也不是一种单向的关系，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生的关系。如果双方能得到适当照顾和关怀，这种关系将延续一生。

3、强化校友的主人地位

重视和强化校友的主人地位。首先是给予校友“参政议政”的权利。美国大学重视校友的“参政议政”工作有着悠久的历史。早期校友会建立的原因之一就是院校毕业生争取在大学管理中的发言权，参与大学政策的制定。在东部地区，由于许多大学都是私人捐赠支持，尤其是校友的强力支持，因此许多私立大学的校友作为院校的董事会成员直接参与大学的管理工作。例如，耶鲁大学董事会有19名成员，其中有6名直接由校友会组织从校友中遴选，几乎占总人数的1/3。此外，校友对耶鲁的各项改革与发展有发言权，近年来鲁大学公布的本科教育改革报告就是在校友们的直接参与下完成的。

其次是自觉接受校友对捐款使用情况的监督。例如，康奈尔大学定期向捐赠校友邮寄捐赠资金使用年度报告，帮助校友了解所捐赠资金的详细使用情况，并接受校友的建议和监督。显然，美国大学对校友主人地位的强化与尊重，不仅发挥了校友的管理才能，更重要的是强化了校友发展母校的责任意识和捐赠意识。

美国大学校友捐赠的组织策略除上述几点外，还创造了多样化的捐赠机会、捐赠形式和捐赠回报策略，极大地方便了校友捐赠，满足了校友捐赠的荣誉感。

二、美国大学校友捐赠的组织外部环境要素

美国大学的校友捐赠不仅与校友的组织机构、组织职责、组织文化与组织策略等内部诸要素密切相关，而且还与组织的外部环境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即，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和相关的政策法律规制等都深刻地影响着校友捐赠行为，特别是校友组织的外部法律规制和政策支持，是影响校友捐赠重要的外部环境要素。

（一）美国联邦政府的法律规制

美国联邦政府的法律规制是大学校友捐赠长盛不衰的激励和保障性环境要素。一是1819年“达特茅斯学院诉讼案”的判决从维宪角度彰显和保护了美国公民私人捐赠举办高等教育的契约产权和私立社团组织永久使用捐赠人的捐赠权利；奠定了教育社会捐赠的法律基础，为大学校友捐赠营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社会氛围。二是税收法规激励。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的501（c）（3）条款规定，慈善机构可以“免缴联邦和州所得税，但仍必须缴纳与慈善机构非营利目的的财产”，根据各州的不同规定“免缴财产税”等税收。另外，上述法典还规定可享受免税资格，收受抵税捐赠的8个限制性项目是：宗教、教育、科学、文学、公共安全测试、国内外儿童抚养；两个特殊项目是：业余体育比赛和防止儿童、动物遭虐。2002年《财经法》中第96条和第97条分别对不动产捐赠和捐赠中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做了详细的司法解释。2003年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第27条对私人捐赠也做出了补充和修改。以不动产捐赠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为例，比如：根据捐赠的财物性质不同、捐赠形式不同或者使用方式不同，设定了不同的税收优惠比例；对超过减税捐赠额的捐赠部分可以在以后的会计年度中顺延抵扣，最长可延至5年。三是征收高额遗产税与赠予税，鼓励富人向社会捐赠。美国现行的遗产和赠税制允许对慈善捐赠在税前扣除，以鼓励对慈善事业的捐赠，从而促进社会公正，增进社会福利。联邦遗产税使用超额累进制，税率分成18个等级，从18%到50%，和遗产总值直接相关，遗产越多，税率越高。从1942年至1976年这30多年间，遗产税征的起点一直不高，仅为6万美元，但遗产税最高税率却达到77%。2001年以后，遗产税征收起点每年开始大幅提高，而遗产税最高税率则逐年下降。根据美国国会2001年通过的《经济增长与税收救济协调法》，遗产税在豁免额从2001年的67.5万美元逐年递增到2009年的350万美元；税率则从55%降低至45%。在2011年，美国缴纳遗产税的起点提高到个人为500万美元，夫妻为1,000万美元，税率降低至35%。

（二）美国联邦政府的高等教育捐赠配套特殊政策——配套资金

美国联邦政府的高等教育捐赠配套特殊政策——配套资金是校友组织促进校友捐赠的政策环境要素。配套资金是政府对个人捐赠提供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以刺激捐助者，此配套资金计入个人捐赠者名下。不同用途的捐赠将获得不同比例的配套资金。以佛罗里达州为例（各州法规有细微差别），州政府为向州立大学的教育、图书馆、艺术和奖学金事宜捐赠的大额捐赠者提供“佛罗里达州大额捐赠信托基金”。如，某人向佛罗里达大学捐款150万美元，他将获得75%的配套资金112.5万美元，所有这262.5万美元全部归入他的名下。另外，一个“佛罗里达/爱里克科特里斯重点设备推动拨款计划”为各校园学校设备建设和事宜捐款的捐赠人提供100%的配套资金，即签订协议或承诺费用由捐赠者和政府各出一半。除了政府配套资金之外，有部分开明的公司为了鼓励员工积极捐赠也提供公司配套资金。美国捐赠配套特殊政策只是政府激励教育捐赠的动力之一。事实上，政府配套资金也只是拿出“四两”以拨出“千金”，可贵的是政府把“四两”理解为政府与捐赠者为高校合作投资，共同构建大学教育的“社会资本”。

三、启示

美国大学校友捐赠长盛不衰的组织要素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大学校友捐赠不是一个独立的活动，而是一个系统的生态工程，需要组织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要素的协调互动。在组织内部要素上，健全组织机构，才能搭建一个功能齐全的校友工作与捐赠的运作平台；明确组织职责，才能确保组织功能的发挥；弘扬以情感为核心的组织文化，才能夯实校友捐赠的心理基础；创造科学的组织策略，才能扩大校友捐赠队伍，持续激发校友捐赠行为。在组织外部要素上，国家立法对校友捐赠支持起着决定性作用。只有组织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要素的协调互动，才能保持校友组织旺盛的生命力和校友捐赠的长盛不衰。

（《比较教育研究》2012年1月）

美国一流大学捐赠基金管理的特征

燕凌

大学捐赠基金是大学将所获捐赠积累起来而形成的基金，其设立目的是有效管理、投资运作实现捐赠基金保值增值，进而服务于大学的发展需要。规模庞大、管理成熟的捐赠基金对大学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捐赠基金作为相对独立的收入来源，降低了大学对政府拨款、学费收入以及校友资助的依赖，增强了大学资金上的自主性。第二，捐赠基金为大学提供他稳定的收入来源，有利于大学实施长期规划，增强了大学实力。第三，捐赠基金有利于大学创建优越的教学、科研环境。

美国一流大学捐赠基金规模庞大，投资回报率高，为大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以“财富积累”的途径成就并持续着大学的卓越。本文试图分析美国一流大学捐赠基金管理的典型特征，以期对发展我国大学的捐赠事业提供借鉴。

一、以捐赠基金的规模优势保证大学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一流大学捐赠基金规模庞大，其他国家均无法与之相比。以哈佛大学为例，2009年该校捐赠欺达到257亿美元，仅哈佛大学一家的捐赠基金就超过了澳洲高等教育的经费总额。同属世界一流大学的剑桥、牛津等英国大学的捐赠基金方面逊色许多。以剑桥大学为例，其2008年捐赠基金市值仅为79亿，仅相当于哈佛大学（365亿美元）的1/4。规模庞大的捐赠基金使美国一流大学在人才招聘、学生选拔、科研条件、校园设施、应对资金危机等方面具备了显著优势。以学生选拔为例，大规模的捐赠基金可以为学生提供高额奖学金，优秀的师资和优越的研究、住宿及运动条件，使学生有更多机会取得更好的学术成就，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优秀学生。以哈佛大学为例，借助庞大的捐赠基金优势，2008年其奖学金资助面已覆盖了1/4的学生。其中，法学院规定，3年级学生只要承诺毕业后从事法律工作5年，就可免除学费；医学院规定家庭年收入低于12万美元的学生可以免除学费。2001年至2008年间，哈佛为学生提供的奖学金总额翻了一番，从1.56亿美元升至3.21亿美元。

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的捐赠基金是美国一流大学的领头军，3所学校的捐赠及投资收入在学校总收入的比例已近1/3。庞大的捐赠基金为大学带来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一流的设施，强有力地助推了大学的卓越发展。由此可见，美国一流大学捐赠基金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确保大学未来招生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二、以募捐战略助力捐赠基金规模的持续扩大

捐赠者持续的捐赠贡献是捐赠基金规模不断扩大的主要途径。美国一流大学基于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专业的内部管理，获得了社会大量的捐赠，不断扩大捐赠资产的积累。这样，即使投资市场不景气，大学也可以通过募捐来弥补捐赠基金对大学预算支持的不足。从外部环境上说，良好的文化传统和政府政策为大学捐赠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美国大学募捐历史悠久，早在1641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当局就派出3名牧师到英国为哈佛学院（哈佛大学前身）募捐。之后，许多大学纷纷效仿，前往英国募捐。很多宗教组织不仅创办大学，也努力向社会募捐来资助学校。由此形成了大学捐赠事业的良好传统。另外，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针对教育捐赠制定了系统的法律法规，为捐赠提供了完备的法律依据，同时通过一系列免税、减税、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是政府对个人捐赠提供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以刺激捐赠者，此配套资金算在个人捐赠者名下）等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各界向大学捐赠。良好的政策因素为大学获得捐赠提供了外部条件。

但是，大学捐赠事业成功的关键在于大学能够认识到捐赠的战略意义。斯坦福大学退休校长卡斯帕尔（Gerhard Casper）曾说募捐时间几乎占了他全部工作时间的1/3。卡斯帕尔任校长期间，为学校筹得30多亿美元的捐赠，他几乎每天都在募捐，所获得的日均捐赠额竟超过百万。由此可见，美国一流大学已将募捐视为重要使命，并通过募捐战略规划、募捐项目设计、募捐活动实施为学校募捐，而高效、持续、可行的募捐项目保证了大学持续的捐赠资的流入。一流大学的募捐成就还要得益于丰富的校友资源。学校通过良好的教学条件、优秀的师资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之后，这些学生又以更深的感恩之心和更好的财富创造能力回报母校，使学校得以持续地为一代又一代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一流大学的募捐事业由此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三、以专业化的管理队伍赢得捐赠基金投资的高收益

高度专业化的投资队伍是大学捐赠基金有效管理和成功运作的关键。有研究发现，美国捐赠基金排名前1至10的院校中，投资委员会成员平均人数是8.9人，其中平均有4人是投资专业人士，平均有2.5人有另类资产（alternative asset）投资的经验，顶级院校另类资产投资经验的平均人数高达5.5人。例如，哈佛管理公司董事会12名成员中，有6名成员是校外专业人士。在美国，像哈佛、耶鲁大学这些捐赠基金规模大的院校另类资产的投资比例非常大。另类资产投资流动性差，风险高，这对投资经理人的专业素质要求非常高。所以，美国一流大学十分重视其投资经理人在这一领域内的成熟经验。有研究对一流大学投资经理人的特点做出以下总结：（1）良好的个人品质，例如麻省理工学院首席投资官巴弗尔德挑选投资经理人的标准就是智慧、幽默、正直，并且能够致力于成功；（2）具有创意、发现机遇、搜集信息等方面的优势；（3）能够与别人合作，交换投资创意；（4）具有成熟的投资能力；（5）拥有好的业绩；（6）其业绩与薪酬相匹配。除以上标准外，一流大学都有自己的先人的秘诀。以耶鲁大学为例，其选择外部投资经理时坚持两点：一是不聘用近期业绩表现最好的基金经理；二是不聘近期业绩达到低谷的基金经理。耶鲁一般会选择事业刚刚起步的基金经理，因为这样就可以将基金经理的激励机制与耶鲁基金的长远发展目标更好的结合起来，而且基金经理可以获得不断被赋予重任的满足感。高素质、专业化的管理队伍为耶鲁大学基金管理带来了出色的业绩。

四、以多元化投资策略降低捐赠基金的管理风险

美国一流大学的规模优势得益于其能够保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捐赠基金市值排名前五位的大学投资回报率均在16%以上。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为此美国一流大学以多元化投资为主要策略，来降低捐赠基金管理的风险。其中，主要体现在注重另类资产的投资，例如绝对收益、实物资产、私募基金等。这既是大规模捐赠基金投资的传热所在，也是为其带来丰厚收益的领域所在。因为另类资产的投资回报率高，而且可以对传统资产类别。从投资比例上看，研究型大学投资于股票、债券、货币等传统资产类别的资产约为60%，但是小规模的院校这方面的投资比例则平均为93%。一流大学的投资重点是另类资产领域，哈佛大学2009年投资于另类资产的比例为87.7%，耶鲁为80.6%。这是由于另类资产投资可为这些大学带来两个方面的益处：一是可以通过投资组合多样化，充分分散大学投资风险；二是从长期来看，可以为大学投资带来高回报，例如耶鲁大学私募基金投资从1978年到2007年30年的年平均回报率超过30%。通过投资另类资产来获得高收益、分散管理风险已经成为一流大学捐赠基金成功运作的公开秘密。

分散投资带来的丰厚收益为提高大学竞争力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同时成为大学在捐赠市场上获得更多募捐的关键因素。因为大学能否妥善管理捐赠是捐赠者捐赠意向的关键考虑因素。一流大学能够使捐赠基金保值增值，进而服务于大学的发展，使得捐赠者更加信任其管理捐赠的能力。

五、以科学的支出政策保证捐赠基金使用的代际平等

与一般基金管理相比，大学捐赠基金的管理更为复杂。大学捐赠基金管理目标主要包括两点：第一是保持捐赠资产购买力的长期目标；第二是为大学提供稳定的预算支持的中期目标。在管理过程中，这两个目标会发生冲突。如果保持捐赠资产的购买力，也就是使其能够持续向大学提供财力支持，这需要实现捐赠资产的长期保值，那么捐赠基金的投资必须保证较高的收益率。但是，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所以这可能会出现由于市场条件恶化而对捐赠基金造成巨大损失的局面，进而损害了未来受益人的利益。同理，因为大学不能轻易地缩减教学研究项目，所以捐赠基金必须为大学日常运营提供稳定的资金，故大学应当选择收益相对稳定的投资组合，降低捐赠基金投资的波动性，保证大学资金来源的稳定性。但是，投资市场的低风险通常也着低收益，在市场条件恶化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寅吃卯粮”的现象，同样会有损于未来收益人的利益。所以捐赠基金必须同时兼顾两个目标，才能满足大学财政的当前需求，又保证代际之间的平等。美国一流大学捐赠基金缓解这一矛盾的主要途径是采取科学的支出政策。合理的支出政策要求既不能完全依赖捐赠基金投资所获得的实际收益，又不能完全遵循上一年的支出比例，只有兼顾历史支出情况和当前收益的情况，才能最好的兼顾学校当前需要和未来受益人的利益。以耶鲁大学为例，其支出政策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等于上年支出额的80%，即历史支出情况；第二部分等于上一年末捐赠基金市值乘以长期支出比率所得金额的20%，即当前收益情况。两部分相加后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得出当年的目标支出水平。这一支出政策很好地兼顾了投资目标之间的矛盾。

六、启示

科学的管理捐赠基金为美国一流大学赢得了财富，这些财富为创建这些研究型大学的卓越提供了重要条件。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高水平大学的建设，而经费问题是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关键。美国大学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通过发展大学捐赠事业，实现资金来源多元化，提高办学自主性，促进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基于我国大学捐赠的现状，压根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协同政府、社会各界构建完善的社会捐赠体系，服务于大学的捐赠事业。我国大学捐赠事业面临两个困境：一是缺乏成熟的政策、法规支持，导致社会向大学捐赠热情受阻，大学基金会的合法性、组织治理等到问题难以解决；二是缺乏相关金融服务体系为大学捐赠基金运作提供保障，致使大学的捐赠基金尚牌低水平动作。为此，大学协同政府、社会各界构建完善的社会捐赠体系是大学捐赠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第二，强化募捐战略，提高募捐实力，实现经费渠道多元化。目前，我国大学主要经费来源是政府拨款和学生学费。虽然政府逐步加大了投入，便是经费问题仍是大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阻碍。募捐收入是我国大学最有潜力的资金来源渠道，但是很多大学尚未认识到捐赠的战略意义，甚至将募捐作为可有可无的点缀。美国一流大学的经验告诉我们将募捐作为大学的重要使命及战略重点，会使大学经费问题有新的突破。

第三，提高管理队伍的专业化素质，保证捐赠基金的高水平运作。目前，我国大学捐赠基金管理队伍的专业化水平较低，缺乏财务、金融、投资、法律、宣传策划、项目活动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提高我国大学捐赠基金管理人员的专业化素质，必须完善机构治理及相关激励约束机制，这样才能保证大学基金管理尽快进入高水平轨道。

第四，借鉴成熟投资经验，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捐赠基金运作策略。捐赠基金的保值增值是大学捐赠事业的关键部分，我国大学基金的投资运作水平较低，甚至是采用银行存款利息的简单投资策略，在股票、证券、债券、房地产等到领域的投资十分有限，这大大影响了捐赠基金本身的效益。美国一流大学为我们提供了成熟、丰富的投资经验，我国大学应基于我们金融体系的特点，制定大胆、有效的投资策略，获得更好的回报，服务大学的发展。

（《比较教育研究》2012年1月）

英国高等教育捐赠主体、制度保障与回馈方式分析

谷贤林

慈善捐赠是英国的文化传统，也是影响和推动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从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是古典大学还是其他大学，大部分都是在慈善捐赠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起来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英国政府提供的经费才占大学收入的一半以上。而今，伴随着英国政府在大学拨款与评估方面大量引入市场机制，强化政府对大学资金使用的限制，慈善捐赠不仅对大学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而且也越来越成为英国高等教育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大学的一项主要工作，且在机制与运行方面与世界上高等教育捐赠最为发达的美国越来越趋同。

一、英国高等教育捐赠主体

捐赠主体也就是赠与物的提供者，一般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以公益为目的组织构成。目前，英国高等教育的捐赠主体主要有:个人、公司企业及慈善基金会与信托机构等。

（一）个人。现代慈善就其本质而言其实是一种公民慈善，在这一点上英国也不例外。迄今为止，英国慈善机构捐赠收人的最大来源是来自于个人的捐赠。在英国，个人捐赠受下列两种观念的影响:其一是捐赠被认为是一种无私的、利他的行为，是个人的私事，与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无关;其二是英国人认为在任何慈善信托形成的过程中，也就是在社会福利责任方面，政府应该承担更多，而不应该依赖慈善机构来筹集所需经费，如果个人给慈善机构的捐赠过多，可能会使政府逃避责任。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英国的个人捐赠表现出了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以自发捐赠或小额现金捐赠为主。英国直到2009年才有了首位捐赠超过10亿英镑的慈善家，他就是英国超市大亨塞恩斯·伯里勋爵。当年他共捐助11.5亿英镑用于支持大学的科学研究、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开展艺术活动及儿童慈善等领域。另外，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包括塞恩斯·伯里在内，2008年英国100位富豪实际捐款共28.2亿英镑。从人均捐赠数额来看，美国个人捐赠达到这个水平差不多要比英国早半个多世纪。二是一般都捐给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组织或团体。不仅一般的公众如此，甚至连最有可能给母校捐赠的毕业生也持这种态度。一项针对英国一个著名大学校友的调查显示，这个学校的校友不仅不愿向母校捐款，而且在收人和捐赠意愿之间也不存在相关性。即使该校年收人超过10万英镑的校友也很少有向母校捐赠的意愿。这种情况在美国是很难想象的，对美国人来说，给予母校捐赠是获得公认的社会地位和职业成就的标志。因此，尽管在2008- 2009年度，英国的个人捐赠总额累计达99亿英镑，但是，这些捐款主要流向了医学研究、医院和济贫院、儿童和青年培训项目，仅有一部分进人了高等教育领域。这种现象也与英国人的捐赠行为主要受“宗教信仰、家庭价值观和社区归属感”等动机的驱使相一致。

（二）公司。英国公司捐赠高等教育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1)创建慈善的公司形象;(2)与高等教育部门建立联系，利用高校最新的研究成果;(3)作为高校募款的对象或碍于外界对公司捐赠的期待;(4)公司主要负责人对高等教育事业的兴趣;(5)公司具有捐赠传统。据英国Ross-CASE的调查显示:2007一2008财政年度，英国公司的现金捐赠超过5亿英镑，实物捐赠价值达3.08亿英镑。在5亿英镑的现金捐赠中，有4.92亿英镑是在英国排名前300位的公司捐赠的，占公司捐赠总额的98% ,排名前50位的公司捐赠了3.84亿英镑，占总额的77%，排名前25位的公司捐赠了2.52亿英镑，占总额的50% 。

公司的捐赠形式除了现金外，还包括:实物捐赠，如捐赠公司产品或办公用品、提供公司设备的使用权;借调本公司雇用的员工到慈善机构工作;提供专门知识和建议;鼓励员工参与志愿者活动、从事募捐活动或开展工资扣除捐赠计划;发起捐赠项目活动或奖励计划等。

（三）基金会和信托机构。英国目前约有8,800个从事捐赠活动的信托机构和基金会。根据捐赠方式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三类: (1)独立的慈善信托机构和基金会。这类机构不参与慈善事务的直接运作，主要以捐款等方式支持慈善事业和公共事业的发展。(2)社区基金会。主要致力于支持本地的慈善事业和公共事业部门。它们的职能是管理捐赠基金、建立新的捐赠基金、给当地慈善机构捐款等。(3)其他慈善机构。除少数大型的基金会直接参与慈善事务的运作外，这类机构一般都把钱捐给本机构开展的项目和资助计划以及与本机构相关的领域。2009年，英国的基金会和信托机构共向高等教育捐赠25亿英镑左右。其中，80%以上的捐赠来源于150家较大的基金会。这当中尤为突出的是沃弗森基金会(Wolfson Foundation)和威康信托基金(Wellcome Trust) 。以沃弗森基金会为例，2009年该基金会捐资近3 , 000万英镑，用于资助预防医学、临床研究和(医学)教育。这些经费主要流向了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圣安德鲁斯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等10余所大学和学院，用于这些大学建设和完善实验设施。该基金会的其他捐赠项目还有:给学术团体(如英国医学科学院、英国伦敦皇家内科医学院)捐款、设立专项奖学金(Wolfson Intercalated Awards Programme)、捐款修缮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沃弗森公寓、修建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小型工作室、捐款在牛津大学基督学院建两座学生宿舍、捐款修建伦敦大学圣三一学院的礼堂以及其他一些教育项目。在贫困生捐助方面，英国亦有很多基金会，只要学生满足这些基金会的相关要求就有机会获得相应的捐助。

二、英国政府鼓励捐赠的政策

英国政府鼓励社会向高等教育捐赠的政策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1)刺激社会自愿捐赠;(2)促进高校主动募捐和筹款。

(一)税收激励政策

1.针对个人捐赠的激励政策

(1)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

个人所得税的减免政策包括捐赠援助计划(GiftAid scheme)和工资扣除捐赠计划(Payroll Givingscheme)两部分。

捐赠援助计划是英国一项利用税收刺激个人捐赠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法律依据是1990年10月1日生效的英国财政法案。其核心是将个人或企业的捐赠视为缴纳的税金。需要说明的是:捐赠援助计划仅适用于英国纳税人的捐赠行为，非英国纳税人可以进行捐赠，但是不享受英国税务海关总署的税收优惠政策。为了进一步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英国政府一直在对这项政策进行调整。在2000年取消了最低600英镑的政策适用标准，2006年又取消了仅限现金捐赠的规定。尽管如此，该计划还是因为规定过于复杂、金额标准太低而受到了批评，尤其是受到了作为高税率纳税人的捐赠者的反对，他们希望政府借鉴美国捐赠政策和经验对本国的捐赠政策进行调整。

工资扣除捐赠(Payroll Giving)，即边挣钱，边捐赠(Give As You Earn,GAYE )，是一种对英国纳税人免税的捐赠方式。选择工资扣除捐赠计划的雇员是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前直接从工资总额中扣除承诺的捐赠款，也就是说，按基本税率纳税的雇员每捐赠一英镑实际上只花去了80便士，而高税率纳税人只需花费60便士。由于工资扣除捐赠计划具有节省精力、(高税率纳税人)无需索要税收减免、鼓励计划捐赠和定期捐赠等特点，工资扣除捐赠计划在某些方面相比于捐赠援助计划更具优势。

(2)收人和资本收益税减免政策

如果捐赠者向高校捐赠的是上市股票、土地和建筑物等物品，他们可以以捐赠物的市场价值为标准收回收人和资本收益税。然而，其他形式的捐赠(如非上市股票、有形个人财产)不适用该政策。

(3)遗产税减免政策

在英国，申请免交遗产税的方法很多而且简单易行，慈善捐赠就是其中一种方式。遗嘱中承诺的捐赠无须缴纳遗产税，因为捐赠人承诺这种捐赠之时，捐赠物仍属于个人财产，遗产税尚未计算，这样一来就免去了这部分遗产的纳税义务。

2.针对企业的捐赠的激励政策

企业进行现金捐赠时，可以利用捐赠援助计划从而获得税收减免。企业利用捐赠援助计划的方式与企业的性质有关，与捐赠的数额无关。根据出资形式和承担责任的不同，企业可以分为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不同性质的企业在利用捐赠援助计划时略有不同。

(1)针对公司制企业的政策

公司制企业决定进行捐赠时，只需直接支付想要捐赠的现金。公司制企业无法从捐赠中扣除税额，所以也无需向接受捐赠的慈善机构提交报告。尽管如此，公司制企业同样可以获得税收减免。具体而言，公司制企业可以在计算公司所得税的时候从应纳税收人中扣除捐赠的数额。

(2)针对独资企业的政策

独资企业在利用捐赠援助计划进行捐赠时将享受与个人捐赠同样的政策，即捐款将被视为已经扣税后的收人，获得捐赠的慈善机构可以从税务局索回被视为已经缴纳的税款。也就是说，独资企业每捐赠1英镑，慈善机构将额外获得28便士。高税率纳税人可以申请索要高税率(40%)个人所得税和基本税率(20%)个人所得税之间的差额。

(3)针对合资企业的政策

合资企业利用捐赠援助计划进行捐赠时，合资企业的捐款将按个人捐赠来对待，除非捐赠者要求将合资企业总的捐赠分开，否则所有出资人的捐赠将被视为一项个人捐赠，获得与个人捐赠等同的税收优惠。

(二)匹配资助计划

匹配资助计划是由英国专门负责高等教育拨款的机构管理和实施的，旨在增加高等教育捐赠的专项计划。这一计划始于2008年8月1日，为期3年，政府总投入达2亿英镑。该计划面向英国所有高等学校和接受政府直接拨款的继续教育学院。该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将学校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针对那些最缺乏筹款经验、在筹款方面刚刚起步的高校和继续教育学院，资助比例是1:1o即此类学校每筹集到1英镑的捐赠，将从该计划获得1英镑的政府匹配资助。第二层次是针对大多数已有筹款方案的学校，资助比例是2:1，即此类学校每筹集到2英镑的捐赠，将从该计划获得1英镑的政府匹配资助。第三层次是针对具有丰富筹款经验的学校，资助比例是3:1，即此类学校每筹集到3英镑的捐赠，将从该计划获得1英镑的政府匹配资助。牛津和剑桥被默认为是第三层次的高校，英国所有接受政府直接拨款的继续教育学院都被默认为是第一层次，而其他大学则根据自身情况由自己申请。

适用于匹配资助计划的捐赠领域主要包括:学校建筑、土地和设备，学生的奖学金、助学金和奖励，聘用教职员工，部分研究经费。不适用匹配资助计划的捐赠领域包括:捐赠者将与高校建立契约关系、高校和捐赠者任何一方将使用对方标志(logo)、捐赠者将从高校的研究项目或内部资料中获得特别信息或数据、捐赠者将获得知识产权、捐赠者指定的或与捐赠者有合作关系的教职员工的聘用、捐赠机构口头承诺拨款的研究、捐赠者可以获得经济利益、捐赠者可以决定捐赠使用方式等。经常采用的方式有:在实物上题名、授予荣誉头衔、身份、报告捐赠使用情况等，有时也会邀请捐赠者参加学校举办的相关活动、在校方的各项报告中予以感谢等。

三、英国高校对捐赠者的回报方式

英国高校十分重视回报捐赠者和慈善机构，经常采用的方式有:在实物上题名、授予荣誉头衔、身份、报告捐赠使用情况等，有时也会邀请捐赠者参加学校举办的相关活动、在校方的各项报告中予以感谢等。

以牛津大学为例，其回馈捐赠者的方式包括:授予谢尔登奖章(The Sheldon Medal )、克拉伦登拱门题名(The Clarendon Arch )、参加校长庭院的捐赠者聚会(('The Chancellor's Court of Benefactor)、参与副校长的社交活动圈(The Vice-Chancellor's Cir-cle)以及命名与认可(Naming and recognition)等(详见表1);捐赠者的权利包括得到校方有关捐赠使用情况的通知、捐赠的隐私权、校方的认可和赞誉、有条件的人学机会。

四、当前的发展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为慈善事业制定法律的国家，1601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就颁布了被当代法学家认为是“关于慈善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法律之核心，是英美慈善基金‘大宪章”，的《慈善款用途法案》，该法规定:“信托人把资金或财产委托给一个委托人，由委托人对其进行管理和运营，并将其用于符合信托人意愿的特定的公益慈善事业。资产的所有权不属于委托人。’，阴然而，自此之后至20世纪80年代，英国虽然慈善事业发达，但高等教育捐赠的进展却一直极其缓慢，根本原因在于，由于受宗教及传统慈善文化的影响，英国没有因应时代的变化，对有关高等教育的捐赠立法与捐赠机制进行适时的调整与更新。如美国从1935年开始就依据《税收法》，对慈善捐赠实行税费减免，并开征遗产税，而英国直到1986年才开始征收遗产税，且缺乏简单高效的税收减免机制。另外，美国的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在校内设置了专门负责筹款的发展办公室，而英国高校长期一直缺少这样的专业化的职能部门，一直无法在大学、公众和公益组织之间形成彼此互动与相互增长的效应，以致有美国学者说:虽然英国是为慈善事业最早立法的国家，但“现代美国的基金组织才是英国慈善信托基金法规与实践的正宗传人”。

为了改变英国高等教育捐赠这种有传统、但不发达的现象，近年来，英国政府与高等学校都采取了一些措施。

在政府层面，除实施匹配资助计划外，其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立法和修法来推动高等教育捐赠。在2003年发布的高等教育白皮书—《高等教育的未来》和2004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中，英国政府不仅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的市场化倾向，也把大学筹款与社会捐赠作为重要内容，并鼓励大学建立捐赠基金。另外，英国政府还在《1993年慈善法》的基础上，颁布了《2006年慈善法》，与前者相比，2006年的慈善法在以下五个方面做出了改革和创新:(1)首次为民间公益性事业给出法律定义;(2)首次确定政府主管机关—慈善委员会的法律地位;(3)引人全新的民间公益性组织形式:慈善公司组织(the charitable incorporated organization );(4)设立慈善申诉法庭(The Charity Tribunal )，为保护民间公益性组织的权益开辟新的法律途径;(5)创建统一的募捐许可制度，严格规范民间公益性组织的筹款募捐活动［90该法将发展教育事业作为英国慈善的第二大目的，为英国高等教育捐赠未来的发展与兴盛创造了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实用的法律保障机制。

第二，委托专业人士进行调研。依据专业人士或专业组织、委员会的建议、报告制定教育政策，这是英国的传统与惯例。当前，对英国高等教育捐赠政策影响最大的是由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of Bristol)的副校长艾瑞克·托马斯(Eric Thomas )任主席的“高等教育志愿捐赠特别工作组，"(Task Forceon Voluntary Giving to Higher Education)。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该工作组于2004年5月发表了一份报告，建议英国政府:(1)进行全国性的调查，摸清人们对高等教育捐赠的态度，找出提高捐款的办法;(2)在募捐方面，校长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3)校长应该接受更多的筹款训练;(4)应该学习美国大学的募捐方法;(5)应该招募更多的校外人士加人大学的筹款工作;(6)大学的筹款与使用信息应该公开化、透明化;(7)简化税收减免政策;(8)政府和大学应对捐赠者予以表扬;(9)对于大学通过募捐获得的款项，政府应给予一定的匹配资金等。该工作组还建议英国的高等学校采取更加专业化的方法向社会筹款;并呼吁大学校长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接受更多的有关筹款的培训。

“高等教育志愿捐赠特别工作组”的建议得到了英国政府和高等学校的广泛回应。时任英国教育大臣克拉克(Clarke)说:“我要感谢托马斯校长和工作组所提供的重要报告，它包含许多可以增加高校捐款的措施，我希望它们能够被采用并付诸实施;报告也提出了多项政府可以施行的措施，我们将仔细考虑并做出完全的回应。”

正是在这份报告的影响下，英国政府于2007年宣布，实施匹配资助计划，与此同时，一些高等学校也像美国大学那样，在校内建立了专门负责筹款的发展办公室(参见下图)。这些措施表明英国高等教育捐赠已经走上了专业化的发展道路。

（《比较教育研究》2011年9月）

四川外语学院《外语院校发展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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